我的初中生活

思想如水(思想如水)

我的初中生活

      1964年秋，我考入山东菏泽三中，学校在离家大约9公里的沙土集镇，12岁的我，从此离开父母，开始了独立生活。

      我被编在九级四班，全班五十多人，男生占4/5以上，全部住一个大宿舍，宿舍里高低床一个挨着一个，我当时睡的是上铺。同学来自方圆几十里的周边，年龄参差不齐，记得当时我最小，有的甚至比我大七、八岁。

        到校后，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吃不饱。跟父母住家里，无论好坏，总不至于饿肚子。况且我是家中唯一男孩，一直受照顾。但住校就完全不同了：学校给学生的定量是每天1斤，这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只能“粮草先行”，事先准备好窝头、锅饼之类带去学校。冬天尚好办，到了夏季，窝头沒过几天就开始变质发霉，甚至长出白毛。怎么办？那毕竟是从父母口中省出来的口粮，岂能忍心弃之？再说，扔了又吃什么呢？

        学校离家按说并不算远，但当时既不通汽车，自己又买不起自行车，只能靠两条腿。所以，十几天才能回家一次，这间隔，也是补充给养的周期。

        班上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多数都是带窝头来学校，少数也有带炒面的。一位家住城里的同学，长得白白净净，穿着也比我们体面，但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分享食物。他口袋里随时装一把小汤匙，远远看到哪位同学的炒面冲泡好了，马上凑过来掏出汤匙不经允许参予享用。为此，大家都有些讨厌他，躲着他。现在想想也不难明白，原来城里同学的肚子也饿得慌。

        吃不饱肚子是当年的一个普遍问题。那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制度：村民被称为社员，每天钟声一响，队长便开始派工，指定社员去哪块农田去干活，有专门的记分员，出工给记工分。到了年底，根据每家所掙工分数分配口粮。口粮按粗细比例发给，小麦为“细”，高粱玉米之类为“粗”。有一年，我家剧然只分到30斤小麦，过年过节，一年全家需要的白面都靠它。一个略带悲苦伤感的特定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在我老家，饺子是过春节必不可少的美食，而那顿一年才可能吃到一次的饺子，永远是黑白两色分明。白色的极少，是给奶奶的特供食品。

        当时，母亲带着姐姐、妹妹和我过生活，劳动力只有她一人。虽然每天拼死拼活地干，甚至被累得患了严重的胃下垂，我家仍然严重缺工分。有时竟无粮可分，甚至要花钱去抵买工分。再后来，双胞胎弟弟出生，家境如雪上加霜，有多困难，可想而知。为此，父亲终于辞去了在镇上粮管所当会计的公职……

        为解决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红薯成为了当时的主粮，因为它产量高。红薯既可挖地窖保鲜储存，又可切成片晒干后磨粉。红薯蒸煮后即可食，但很容易引起胃酸烧心。我与同辈人当年都是吃红薯长大的，那滋味，与当今城市男女在街头享用美食烤红薯，可是天壤之别！红薯窝头味道也不美妙，除非掺进一些大豆磨粉，问题是大豆与小麦一样稀缺。我每隔一段时间回家补充的给养，主要就是这种红薯干窝头。

        在学校搭伙是需要交粮票的，而农民获得粮票的唯一途径，是把自己家存的那点可怜的粮食，按规定的粗、细粮比例送到当地粮所去兑换。筹措在校搭伙每月需上交的30斤粮票有多难，不言而喻……

        直到现在，我都特别讨厌吃冬瓜，因为这种东西，初中时代留下的记忆太深了。当年，校园有大片的土地，老师带领学生们开辟成了菜园，主要种植冬瓜和空心菜。

        当年学生食堂那口超大铁锅，可谓壮观！其口径至少两米以上，锅铲则是完完全全的铁锹。这口大锅，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炒冬瓜。说“炒”并不准确，因为学生交纳的伙食费是每月6元，学校不可能有多余钱买食用油和各种佐料，炒冬瓜实际上是白水加盐煮冬瓜。虽然饥肠辘辘，但每天吃这个也会生厌。

        为学生解馋的途径还是有的，而且颇为有趣。当年，我们菏泽三中周末组织学生打兔子，在菏泽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到了这一天，全校过节般地热闹喜庆，同学们异常兴奋。既是一种室外体育，还是一场师生同乐，且能收获常年难见的肉食。打兔子其实是一种原始的围猎：仗着人多势众，老师和同学们手拉着手，把一块偌大的田地围成一个包围圈，一边呐喊、敲击脸盆一边继续缩小。终于，惊魂不定的兔子们发现包围圈竟有一处漏洞，于是不约而同地都往那里逃生。其实，那里早已张网以待。

        兔子也有突围成功的时候，但您说怪不怪，每次都是从女生扎堆的地方逃出去，于是，女生便会成为被打趣的对象……

        那时，还沒有“统一校服”一说。穿什么才象个中学生呢？开学前，母亲为难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当地出产一种棉花，长出来就是一种接近浅咖啡的颜色。抢在开学前，母亲又纺又织夜以继日，终于用这种土布为我做了一套学生装。甭说，还真合身！全家人都很高兴。

        长这么大沒穿过洋布衣服，母亲很有些愧疚，于是想到姐姐定婚时对方送的一块洋布。布的颜色很鲜艳，当时都叫它海军蓝。母亲动了心思，想让姐姐贡献出来为我做一条洋布裤子。起初姐姐不舍得，还哭了鼻子，但后来还是欣然同意了。就这样，这条完全不适合男孩子的鲜艳无比的裤子，被我穿进了校园。当时，第一次穿上洋布衣服的我只顾着高兴，完全不知道这种颜色穿在我身上都多么搞笑。不过，那时的人一般都待人宽厚，竟然沒人笑话我。

        至今几十年过去了，每临近春节，我都会按惯例给姐姐寄上一点銭，而每当填写汇款单时，我都会不由自主想起姐姐曾赠予的那块洋布。有几次，汇款单竟然知不觉中被我的泪水打湿……

        当年，鞋子也沒得穿。看到我脚上的鞋子张着嘴，班主任刘元玮老师心疼不已，于是滿处为我寻找可穿的鞋子。始终难以忘怀的还有教俄语的赵曼娜老师，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她曾给了我慈母般的温暖长辈一样的关怀。有一次，看到我身上的棉裤裤裆处开线了，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补好……

        一九六六年，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华大地，我们学校也未能幸免。学生分成了保守派、造反派，贴大字报、辩论，校园一片混乱，大家东躲西藏，生怕发生武斗。

        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有一天突然来了一队解放军，说是接兵的，其中还要选择有文艺特长的学生，而我会拉二胡在学校无人不晓。当时掌权的造反派坚决反对，说我是保守派，况且我还未到法定参军年龄，但接兵的依然选中了我，并悄悄地提前给我吃了定心丸。

        当年接兵团的董团长特别喜欢我，他不知在哪里听说，说我是“保守派的黑秘书”，说人家在前方贴大字报、辩论，我却躲在房间里起草标语口号。这个玩笑，每次见到我他都要开一次，一直开了很多年，只到他逝世前的战友聚会中，为他老人家最后一次敬酒……

后记：我写这篇回忆录，起初纯为“自娱自乐”，既不为发表赚流量，也不为教育任何人。但写着写着，想法越来越多：如今大家享受的物资丰盈、奢华富足的生活，难道就是生活的常态和本质吗？难道会一直保持下去吗？我所经历的初中时代，至今不过半个世纪，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天壤之别的生活！把眼光再放远些，中国老百姓几千年的生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忍饥挨饿的苦难史。今天物质丰盈富足的生活，放在历史长河中看，简直太短暂了！今天的生活与以往乃至将来的生活，其中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从个人，还是社会整体看，生活起码都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它们互为表里，互相渗透，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例如，物质匮乏年代的今天的人际感情、伦理关系、社会风尚，与那个物质匮乏年代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差别，是可喜，还是可忧呢？常言道穷家出孝子，过去的为人子女者在承担家庭责任，孝敬父母方面所具备的情愫和道德底线，走到今天为什么会淡化和滑落呢？如今许多年轻人心中只有自己，要开好车、住好房，殊不知支撑这种虚华光鲜的，不仅是父母的节俭，还有他们无奈和眼泪……连续几年大范围的新冠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惨重的、深远的，对百姓个人生活影响也一定会是严重的、持久的，有没有必要从现在开始，提倡过几年苦日子？

我大哥在外工作几十年，如今退休湖北武汉年近七十，思乡之心油然而生，想借此机会找回一丝儿时的记忆和同伴。请编辑审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