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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船王 贺仁菴》 全书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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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5 11: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即日起于本论坛连载三零年代青岛航运财阀的生平故事
《华北船王 贺仁本书由贺仁菴长子贺中林口述、女儿贺郁芬撰文

贺郁芬自序
  2011年7月的某一天,我在无意间看到了早于2000年,由前台湾国防部长、台湾大学校长孙震先生等多位鲁籍社会贤达所出版的《山东人在台湾》系列丛书,其中《工商篇》中有篇文章的标题是《贺仁菴与长记轮船公司》,该文详述了父亲当年飞黄腾达的航运事业和对国家民族的丰功伟业
   
  由于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六十八岁,待我稍微懂事时,父亲已经八十好几了,而我又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或许因为当时父亲觉得我仍年幼,无法理解错综复杂的世事,因此父亲在世时,从未对我提过他曾经辉煌的事业和不堪回首的往事。记忆中的父亲,是十分沉默寡言的。而我幼小的心灵又怎能体会父亲曾经历经多少辛酸血泪后饱受摧残的心境?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晚年时一直是抑郁寡欢的。

  为了查寻更多有关父亲的资料,我上了台湾『国家档案信息网』,调阅了所有与父亲有关的档案。接着我开始仔细研究这些档案,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有了一个为父亲出一本传记的念头。自此开始,随着时间不断的演进,这个念头越来越清晰的深植于我的脑海中。

  2012年10月,我看到旺旺集团下的「旺报」有个「两岸史话」的专栏,于是我投了一万两千多字的稿子,顺利的被登在报纸上。文章的主标题为:「贺仁菴雄心与悲欢」,副标题是:「民国华北航业巨子往事」。该文自2012年11月23日起连载了六天,每天都有约2千余人阅览,这也增加了我为父亲出书的信心。

  大约半年后,有位作家要帮她的朋友写一本纪念其父母的小人物传记,辗转透过台湾山东日照同乡会找到我,约我见面谈一桩我们并不知情,有关1950年父亲在遭陷害无罪出狱后,仍继续资助基隆「怀鲁一、二村」三百余位日照籍老弱乡亲的往事,我带着好奇心和报纸赴约。在彼此深谈过后,我跟作家说,父亲在世时,我没有赚过钱,因此父亲生前从未花过我赚的一毛钱,如今我既然已有能力,理当为父亲出一本传记,这句话让这位作家深为感动,但当我询问她有无可能帮父亲写书时,作家却建议我应该自己写,当时我的想法是,毕竟我不是什么专业作家,一万多字的稿子对我而言已经很勉强了,若要写个二十万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作家,因此为父亲出书这事便停顿了下来。

  2013年12月下旬的某一天,我在无意间找到了一位曾经帮几位台湾党政军名人写过口述传记的作家。双方很快就签了合约,合约注明交稿期限为2014年12月30日,并预计在2015年7月7日,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出书,这个时间对曾经沉船抗日的父亲有其特殊意义。期间我也和大哥陪同作家返回老家搜集写书资料,然而,过了11个月,这位作家居然一字未写,甚至连大纲都没拟出来。

  人生就是这样,冥冥之中的每一件事,上帝都有祂美好的计划。此时我已深深体认到,为父亲写传记这个任务,是父亲赋予他在六十八岁时才生下的我,必须亲自为他完成的使命!

  2015年7月初,我终于开始了我的访谈、打稿人生。每周六、日,从台北到新竹,和大哥坐在新竹市国宾饭店的咖啡厅,就这样,连续七个多月,周周往返。周间我还得把大哥的口述重新编排整理,一遍又一遍的修改。这段时间我也因写作压力过大,导致左耳得了「暂时性失聪」,也让从未写作过的我身心俱疲,但因着使命感,我依然坚持了下来。

  正式开始访谈后,我也开始经历父亲所经历过的人生,由于大哥比我年长24岁,自7岁就开始逃难,一路跟着父亲颠沛流离,而人往往对患难时所历经的遭遇记忆都特别深刻,因此所有的往事,大哥都历历在目。

  写稿之初,我的心情还算平静,但自写到父亲面对国家民族兴亡抗日沈船,成为日军的眼中钉,接着开始逃难等人生波折时,渐渐体会到父亲在艰困的环境中求生存的过人毅力。所幸战后父亲的事业又再创高峰。孰料国共兄弟阋墙,父亲也被迫撤退来台,又因身怀巨款而遭人污蔑,无端受到白色恐怖陷害的牢狱之灾,半年后经国防部判决无罪释放,又续遭有心人士陷害的种种冤屈、以及国府一再拒绝履行沈船前的赔偿承诺等百般折磨的遭遇,特别是当大哥说到我那一生未曾谋面的二哥,在我出生前的7个多月时不幸罹患日本脑炎,不到一周就意外离世,在火葬场火化时的情景,我终于彻底崩溃!无法想象父亲是如何度过那段人生「从云端跌到谷底、从一无所缺到一无所有」的悲惨岁月和心路历程,也终于明白为何这本书必须由大哥和我和共同来完成,因为只有身为子女的我们,才有对父亲那种血浓于水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外人无法体会更无法描述的!

在写稿的同时,我也和多家有意出版此书的出版公司洽谈出书事宜,最后我选择了在台湾出版界最具分量的某龙头出版公司,合约载明出版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

  但到了9月初,出版公司突然通知我,谓此书已无法出版。此时距初稿已交稿半年,更早已超过合约所订之出版日期两个多月了。而究其无法出版此书的真正原因,无非是书中揭露了发生于1949到1950年间,父亲被一群鲁籍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警察所长等陷害罗织「匪谍」罪名入狱,又陆续遭其勒索巨款的真相,即使早在1950年4月此案父亲已经国防部判决无罪释放以及父亲出狱后又蒙不白之冤遭人设计谋财的经过,由于其中牵涉到的名人太多,因此虽已事隔60余年,但出版公司仍怕万一得罪了某位达官显要的后人。因此不敢出版。既然事已至此,我只好自行出版此书。

  而正值此好事多磨之际,却意外接获彼岸传来的好消息:

  一是长记轮船行1930年前在石臼所南门外四合院仓库仅存的一排西屋,已被当地主管单位让此处及周边住户迁移,将作为日照地区「留存记忆」的项目之一。

  二是日照港集团已于2016年7月决定退港还海,将新增三公里的海岸线和一千六百余米的金沙滩,并以父亲当年兴建的「石臼灯塔」为中心,打造一座「灯塔公园」和「月亮湾」,作为日照地区新兴旅游景点,配合日照市『旅游富市』的施政重点之一。

  而此二处建筑都是父亲当年的产业,在历经80多年、历经多少文化摧残后,仍然幸存了下来,必定有其不凡的意义和伟大的使命!我们也深信这是上天对父亲最好的尊崇。

  2016年12月初,这本书在历经各种波折后终于付梓。除了要谢我的中林大哥,更要感谢我有一位不顾一切为国牺牲奉献、一生经历轰轰烈烈、可歌可泣,值得我为他出书立传的父亲,和我那面对各种人生际遇起伏的折磨,但从无抱怨的母亲。

  2016年也是父亲逝世四十周年,同時90年前父亲成立「长记轮船行」的时刻,此时出书显然更有意义
   
  父亲在世89年,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满清帝制到民国再肇两个世纪历史文化的变迁,以及八年抗战、国共内战及两岸对峙数十年最诡谲多变的艰辛时代。
   
  希望借着这本书,表达我们对父亲无尽的爱,彰显父亲一生的丰功伟业,更期盼让年轻世代能从此书中学习到父亲一生做人俯仰无愧,做事不畏艰难勇敢向前,面对命运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

   第一部    日出之时

第一章  初露锋芒

  名門望族   
  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航运史上,我的父亲贺仁菴,曾经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历史上但凡被称为人物者,必有其丰功伟业或轰轰烈烈之举,对此父亲应是当之无愧的。

  父亲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日照县石臼所南门里的名门望族。贺氏在日照是古老的姓氏,也是石臼所四大姓氏之一。

     贺氏祖先源出于山西洪洞县,后迁至湖南湘乡,日照之始迁祖为贺儒,字文雅,明朝初年,追随信国公汤和与海上倭寇追逐后,迁居至日照安东卫(位于日照城南四十公里,地势险要,为鲁东南海一隅之名胜古迹和军事要地。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早年就是一座海防古城。至明清时代,更发展成为海防要塞和对外贸易通商口岸,海陆交通顺畅,城内外店铺林立,南北商客络绎不绝,是一座商贾云集之城)
   
  明洪武十七年,朝廷为防止倭寇滋扰,特封贺儒为石臼后所首任掌印正千户,可世袭官、禄,有采邑(代君王赐给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之封,驻防此地,正式掌管理军、民事务。
   
贺儒掌印时,采取安民措施,修城建墩、构筑工事、习兵练武、屯田种粮,防备倭寇,其任内颇有建树。又遵循朝廷战略布署兵力,配合沿海防御倭寇侵略、保家卫国之策略,率领当地军民认真备战,屡次击败寇贼。清初虽已取消千户官职,但并未削封地,故我贺氏一族仍安居于斯,此后贺氏在此地繁衍颇盛,约有三百余户。以石臼所、贺家沟两地较多,各约百户,其他则散居于尹家敖头、汉家皐陆、陈家沟、小岭南头、黄墩等村庄。
   
  传至第九世,为 字辈,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世坡公,庠名定远,号希超,字班侯
   
  曾祖父生于清道光八年(1828),十二岁丧父,后承其伯父晋卿公家学(家族世代相传之学)。曾祖父自幼天资聪颖、英迈绝伦,好学不倦,十八岁赴省城应考,中了秀才,因才华洋溢,为乡里间众人所推崇。
   
  数年后,曾祖父被推举为岁贡生,当年石臼所只出过两位贡生,一位是我的曾祖父,另一位是恩贡刘立章公,也就是我们继祖母之父。
   
  「贡生是科举时代,各府、州、县每年从学性优良的秀才中推选出表现优异的廪生(古时科举考试,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可获官府廪米之津贴),进入京师的国子监深造,成为太学生,并取得出仕做官的资格。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至清朝时又分为:岁贡、优贡、拔贡、副贡、恩贡等五贡,统称贡生
   
  曾祖父出任贡生数年后,又获候选训导之衔,被推举为乡饮大宾。所谓乡饮大宾是明、清时代,由各地方选出治家有方、内睦宗族、外和乡里、义举社会、有崇高威望之饱学之士任之。由于中国古代重仕途,若经贤者推举,均由乡大夫设宴为其送行,后来演变为地方父母官设宴款待应举之士,此宴为乡饮之由来。县府每年举办乡饮酒礼活动,以宏扬其风节。这种文化传承在当时的社会发挥了一定的敦亲睦族、止恶扬善的作用,当年能被选为乡饮大宾者,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清莒南大店翰林院编修庄陔兰曾将此事写于曾祖父墓碑铭上)
   
曾祖父进京为官,享有丰厚的俸禄。但任期届满时,因无心续任仕途,遂返回石臼所南北大街路西的祖宅,以开设私塾,收徒授课为业,且不计束修家境贫寒者仍收为学生。后以其多年积蓄,在湖西头购置了良田二十亩,加上祖产共有四十亩,在当时石臼所一般人家来讲,算是个小地主了。(束修一词始于论语述而篇》,『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其词原意为肉干,延伸为学生与老师初次见面时,送上表示敬意的礼物,亦可解释为学费)。。
   
曾祖父考取贡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8)二十岁时,迎娶了日照县夹仓镇孙立梅公之长女为妻。清同治十年(1871)阴历二十八日,祖父出生,依照族谱排列为字辈,曾祖父为祖父取名金锟,字仲吾
   
  祖父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了一个哥哥和三个姊姊,但此时曾祖母已四十五岁、曾祖父也已四十三岁,老来又得一子,因此祖父自幼即备受父母宠爱。在光绪十三(1887)阴历二月,祖父还仅是个不到十六岁的小伙子时,曾祖父便帮祖父媒合了一门亲事,并选了一个好日子的未时(下午一至三时),命祖父穿上大礼服:藏青色丝质长袍、黑色团花缎子马挂,头上戴着黑色瓜皮帽,帽顶上还缝上了一个大红丝线的帽珠,再穿上白布袜子和黑布鞋子,坐上四人抬的蓝呢迎亲轿子,去到石臼所正北方的厉家庄子,迎娶庄长厉德盛公之长女,这一年祖母十九岁。
迎亲轿之后是八人抬的大花轿,轿身是一个木制的架子,披着大红色丝绸并以金色丝线绣上了麒麟送子图案的轿围,轿顶四周垂着金色的流苏,十分华丽考究。

  迎亲队伍前面有前导,举着一对六尺高的大红灯笼,灯笼前后都描着大大的字,后面有二人吹着两支细长的号角,以及两位鼓吹手,各吹着一支长六尺,口八寸的伸缩喇叭,还有二人敲打着两面二尺大的铜锣,两铜锣的声音一低沉,一洪亮,一面咚、咚、咚;另一面当、当、当,此起彼落的响着,此外还有杖仪、大旗、牌子、伞、唢吶和细吹等,大红花轿两边还有礼宾陪着。

  回程因为加上了女方的嫁妆,因此拉长了许多,到了石臼所村前约一里,就能听见鸣锣、号角和鼓吹手的响声,目的是告诉曾祖:花轿快要进村了,得赶紧做好迎娶儿媳妇进门的准备。
   
  当年石臼所的婚嫁习俗必须等到掌灯之际(华灯初上)新娘才能进门,之后新人双方行礼如仪,送进洞房,仪式就算完成了。这种迎娶的阵仗十分隆重气派,是当时较体面的人家才会有的排场。
   
  同年阴历十一月廿三日,父亲就出生了。在曾祖父的男孙中,大排行是老三,上面还有两位堂兄,曾祖父替父亲取了个乳名,叫做顺儿」,两个字都得卷舌连着念。我懂事时,大妈曾一再告诫我,将来给孩子取名字时得回避这个字。
   
  在那个医药和卫生条件都十分落后的年代,婴幼儿容易夭折,因此出生时都是先取个乳名以供长辈呼唤。后来父亲到了五、六岁时得进入孰读书,必须取个正式的名字。依照族谱排列(贺氏族谱从曾祖父起算,依次为土、金、水、木、火,以此循环命名),曾祖父是土字辈,祖父是金字辈,父亲则是水字辈,字从水部,因此曾祖父为父亲取了族名:淑讱二字是父亲出社会后所取的,不敢肯定是否也是曾祖父所取。
   
  父亲自小就长得十分俊美又聪明伶利,当年我的大妈刘氏讲起父亲时,都说父亲小时候是个既漂亮又讨喜的孩子,是日照土话说的系将银(喜相人)
   
  父亲幼年失恃,在光绪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初二,两周岁又七日时,祖母就病故了,此时父亲幼小的心灵自是受到莫大的怆痛和打击,来年祖父又再娶继祖母刘氏。幸好父亲的童年并未受到苛待,因为有曾祖父的关爱和三位姑姑的照顾。
   
  不久后,姑姑们相继出阁,继祖母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此后父亲在家中难免受到排挤,就读私塾期间,几乎没有零花钱,父亲个性十分好强,从不向祖父伸手要钱花,每年过年时长辈给的压岁钱也都存了起来,这也是父亲发迹后未曾花天酒地,胡乱挥霍的原因。
   
  光绪二十二(1896),曾祖父六十八岁时决定分家,曾祖父将家产平均分给了二子,大祖父和祖父各分得了二十亩良田和每人一户不同位置的祖宅和各一半的家具,但分家后曾祖父仍与我们这一房住在一起。
   
  曾祖父有一张八仙桌(八仙桌是一张正方型的桌子,因于用餐或饮酒时可以围坐八人而得名),原本分给了大祖父,父亲当时虽仅是个九岁的孩子,却极力主张得分给我们二房。主持分家的长辈开玩笑说:你想要?那你去搬搬看,你能搬得过来就是你的!」,于是父亲就硬使力顶着,把那张八仙桌给顶了回来。分家的长辈们哈哈大笑说:好!好!好!就是你的啦!」  
   
  这张八仙桌是以当时中国北方最上等的柏树制成,桌子四边还雕着花,漆上了中国漆,十分考究。自此以后,这张桌子也成为我们这一房逢年过节时祭拜天地众神和祖先的供桌,也是祖父偶尔用来吃饭喝酒的桌子。
   
  塾师每年阴历腊月廿日起开始休塾一个月,此时家里也开始忙着张罗过年。腊月廿三是辞灶日,拜完了灶王爷后,小朋友们除了有芽仔糖可以吃外,这天起还可以任意燃放炮竹等着过年了。
   
    但父亲自小就有生意头脑,当大人们忙着张罗过年,其他小朋友在燃放炮竹玩耍时,父亲则是利用这段年假期间赚取零花钱。
   
  我的曾姥姥家有一大片竹林,每到阴历年前,父亲就分批去竹林里劈竹子扛回家。较细的竹子连竹带叶当作摇钱树,竹子上端还系上一串绑了一条一尺许红布上的铜钱。父亲将一株立在自家院中、两株卖给同学。较粗的竹子则先劈开备用,等到大年初六后,开始利用这些竹子扎花灯卖给各大商号,商号买去后会在元宵节前送至火神庙展示,趁着元宵节这段期间,做起了卖花灯生意
   
  起初,祖父认为父亲扎花灯去卖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曾经阻止过,但曾祖父认为父亲自小就有生意头脑,少年老成,况且自己赚取零花钱并不可耻。有了曾祖父的支持,父亲从此逢年就做起扎花灯的生意。
   
  父亲所扎的花灯颇受好评,第一年卖了六盏,次年八盏。

  过了正月廿之后,石臼所的习俗是可以开始放风筝,清明时节有三天假期,大家也都会去放风筝。父亲十一岁那年,扎了一个「刘海耍金蟾」的风筝去放,他的同学戴连臣看了爱不释手,央求父亲卖给他,父亲不肯,缠了两天,最后以二百制钱买了去。当时的二百制钱可以买七十个中国北方传统面食「火烧」,算是不少的钱了。父亲马上回家又扎了一个,可是假期也过完了。

  原来扎风筝卖也是一门好生意,此时年幼的父亲开始展现他独特的商业眼光,来年扎完花灯接着就扎风筝,甚至后来到青岛上洋学堂,逢年假回家时也没闲着。直到学校毕业后进入福春行学做生意,没了假期,人也长大了,也不好意思再去做扎花灯卖的生意了。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德国传教士魏礼贤(Richard Wilhelm)在青岛创办的德华神学院正式更名为礼贤书院,这是中国早期的西式学堂,只收中国学生。礼贤书院的学科采用清政府钦定版的高等学堂章程授课,魏礼贤同时也提出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由于清朝末年提倡废科举,兴学堂,因此吸引许多富户人家将孩子送入该校就读。这一年父亲十六岁,曾祖父命祖父将父亲送入这所洋学堂念书,首届学生只有二十余人。父亲幼年时先入了私塾,后来又进了新式学堂,既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现代西洋科学教育的培养,在做人处事上自有其独到之处。

福春行

  光绪二十二(1896),曾祖父分家后,祖父随即在祖宅对面,石臼所南北大街的路东,买下了一处约3300平米的土地,盖了房子,开设福春行。开始经营以帆船载运大宗民生物资买卖,和捕捞沿海渔获出售的业务。(附圖:福春行旧址,目前已改为石臼中心幼儿园)
   
父亲十八岁自礼贤书院毕业后,随即进入福春行学生意。
   
   福春行初创时,只有两艘祖父以上等的福州杉木自己亲手打造的五桅大帆船(附图),一艘是一百二十吨的福增茂,另一艘是一百一十吨的福祥茂、以及两艘一丈八的下海船,此外还有三十口捕捞渔获的大网(又称为定置渔网,网的一端以木桩和铁锚固定,张在海流极强之处,海流会把各种渔获冲进网内,之后拉起鱼网尾,再用捞网将渔获捞进船舱)
(帆船船伕起錨圖)

  父亲发迹后,往来石臼所的渔船和小商贩日渐增多,祖父又在南门外买了一处约一千三百平的店铺,开设了海丰渔行
   
  祖父开设的福春行主要经营项目有:

      一、每年春天,以自家帆船到长江口一带捕捞野生大黄花鱼,卖给当地收购渔获的商号,每天会有专门批货的小船开来,批到货后马上零售给前来购买的散客。

      二、每年夏天,从上海一带批购茶叶、白米、花笺纸(又称手工土纸,有竹纸、绵纸、宣纸等高级纸,是文书用纸,较普通的有元书纸或大楷纸,还有用来包茶叶、点心、糊油篓、扎风筝用的毛头纸和祭拜时焚烧的黄表纸等)从青岛批购华、洋杂货,运回石臼所,批给地的小商号。

      三、每年秋天,收购日照西南乡农户所生产的花生米和猪只,经腌制三个月后制成劈猪,到了冬天,再将花生米和腌制好的劈猪以自家帆船运分别往上海、青岛,而东北地区只运花生米。之后再从东北购买高梁、大豆,以回头船运回石臼所批售。

      四每年开春后至中秋前,以大网捕捞石臼所沿海的渔获,批发给当地渔贩。

  此外,父亲当上了福春行大掌柜后,也用福春行的营利所得,帮祖父在日照丝山前的九山子,买了一块一百一十六亩的农地,租给佃户---安为泰一家,种植高梁、小麦、玉米等作物,祖父仅收取低于行情一半的租金。以及另一处位于石臼所李家村大约约一百亩的林地。这块林地上种植了数百株的五叶松(五叶松干植,树结少,不同于一般歪歪扭扭的松树,生长速度缓慢,质地细密,高度仅次于福杉,可用来盖屋,代替桧木使用)。此地原主人过世后,子孙欲闯关东,希望父亲能买下此处林地,父亲也爽快答应,但这处林地自父亲买下后,直到抗战爆发我们离开老家,也只砍过一棵树。
   
  当初买下父亲那只风筝的戴连臣,后来也进入福春行学生意。父亲还没到外埠坐庄时,得和他轮流,每天带着管家和觅汉们到海边接大网,又称为接海
   
  接海的工作在每年阴历二月初二开工,首先得准备网具,先将存放于福春栈房里的大网和固定在海中的木桩取出来检查。通常每年需再结四、五个新的大网,每个大网大约可以使用八、九年。另外木桩也需汰旧换新。
   
  刚结好的网不能马上使用,得先用猪血浸泡,等猪血完全渗透到网线里面,再拿出来晒干,然后用一个很大的蒸笼蒸透,再晒干一次才算完成。此时本来是米白色棉线结好的网,经过这些制程后已经变成黑色,网线也变得有点像是尼龙线的硬度,因此可以较长时间置于海中。
   
  此外,还需先重新捻一部份缆绳,缆绳是用来绑住固定于海中的木桩。大网张在海中时需有木桩固定,以确定不会被强大的海流冲走。而木桩置于海中,经过海水侵蚀,久了必有损坏,因此每年也需更换四到五支,木桩是用二十公分粗的杉木两支衔接而成,每支木桩的高度不一,是以该处水深退潮时,露出水面三尺为度,避免遭往来船只撞到。
   
  这种大网宽二十尺、长四十尺,网口前端较大,尾端仅有一公分半,置于水中网口张开时有十尺之高。捕到最小的鱼也有五吋长,网口前面的大孔可让幼小的鱼钻出去,不会连小鱼也一网打尽。网口上端还缚着梧桐木制的浮子,下面绑了一块很重的铅锤,栓在两支木桩上,尾端约在八尺处套着一个活结,拉起网时可将网口束紧,以免钻进来的大鱼回头溜掉。
   
  三十口大网分为六组,每五口大网以六支木桩和四个铁锚固定,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再将下海船开至海流极强之处张网,海流会把各种鱼类冲进网内。
   
  大网活结绳的上端,拴着一个大葫芦,漂在水面上,葫芦上缚着一支约二尺见方的小旗子,以便下海船寻找目标。找到目标后,立即拉起鱼网并解开,再用捞网将渔获捞进船舱内。(附:结网、捻缆绳、定置网、木桩图)

  

  大网网到的渔获会堆在石臼所海边的一块自动石(当年石臼所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会随着潮水涨退而摇动,石臼所人称其为鬼动石)
   
  前来批货的鱼贩一早就在那儿等着买鱼。當年石臼所沿海所捕获的鱼类不外乎是:鮸鱼、加纳鱼、鲅鱼、鲳鱼、黄鲫鱼、青鳞鱼、比目鱼、有卵的金乌贼、梭子蟹、和日照特产大对虾等等,全都是野生的,分别议价、卖鱼,两个觅汉抬秤,总管看秤的重量,父亲和戴连臣负责收款。
   
  接海的的工作,自每年二月下旬开始,一直到过了中秋节就结束了。由于潮夕的关系,接海的时间不一定是在早上,有时清晨三、四点就得去了。福春行的两艘下海船名为大蛤蟆二蛤蟆,是委由董家奎兄弟二人管理使用,网上来的渔获,按一般规矩,他们可以抽取四分之一,祖父则不必付工资给他们。
   
  老东家和老伙计已经合作许多年了,彼此有一定的信任,祖父从未查过他们是否真的只留下四分之一的鱼,父亲也不会去掀开船的前舱盖,以示尊重。批到渔获的鱼贩不会马上离开,等主人走后,再向董家兄弟购买他们放在前舱盖里的鱼。
   
  春季渔获丰收时,几乎每天都有好几百斤的鱼、虾、蟹,没卖完的渔货,由觅汉们挑回家里。午餐时,福春行上上下下,包括觅汉在内,每个人都能吃到一只梭子蟹,或是日照特产的大对虾,鲜鱼餐餐都有,因此打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们家的觅汉从来没有人离开过,猜测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吃得太好了。
   
  中秋过后,渔获渐少,得将大网收起来,清洗干净并修补破处,存放到福春的栈房里去,以备来年之用。此时董家兄弟可趁此空档将小船开出去钓鱼,一样可以卖钱,收入全归他们。
   
  石臼所海域张网的地点,并不是每个网家都能自行决定的,按当时的规矩,石臼所和邻近乡镇的网家,每年阴历六月十三,得群集在龙王庙拿行(抽签),以决定来年张网的地点,每个抽到签的网家都得按照大网的数目捐香油钱给龙王庙作开销,龙王爷虽然不食人间烟火,但侍奉祂的几位道士得吃、得喝。
   
  父亲进入福春行学生意六年后,当上了大掌柜,此后经常得去外埠坐庄,接海的工作就交给戴连臣和总管轮流负责,祖父每天都会去巡视。
   
  由于福春行的大风船是分好几梯次南下、北上往返载货,因此自父亲担任大掌柜后,每年都得在大连、青岛和上海一带待上好几个月,负责售货和选货、买货等工作,一直到过年前才能回到家。这种外派的工作在当时被称为坐庄,也是父亲在福春行的主要工作。
   
  当年石臼所收劈猪和花生米的商号有四、五家,祖父的福春行是其中最大的一家。所谓劈猪,是将整只猪从脖子劈开至尾端,连背脊骨也劈开,只有背皮连着,由农户处理干净后卖给商号,商号再以混着花椒和皮硝的粗盐整只抹匀,逐只腌制,层层堆栈,等过了三个月,盐卤已渗透至肉里才算完成。
   
  由于江南人爱吃咸肉、火腿等腌制品,所以将劈猪运到上海专门收咸肉的商号很受欢迎,商号会将劈猪依部位分切,再分别销售至上海以及扬州、镇江一带。花生米则是运到上海、青岛、大连等地。运货到大连的船,需购回东北的高粱和大豆,这两种作物都是东北盛产的粮食。之后再运回石臼所,高粱卖给酒坊酿酒,因为高粱酒在当时是各阶层慰劳自己的饮品,忙完一天的活儿,得喝上两盅,才觉着人生没有白过!因此需求量极大。大豆则是卖给油坊榨油,大豆油除了作为食用油外,也是当时家家户户点灯用的油。
   
  收花生米和劈猪是一种放长线的生意,目的是确保货源稳定。各大商号会在开春后先预支一笔钱给农户,做为买种子或仔猪的本钱,等到秋天交货给商家时,再从货款中扣回来。
   
  每年春天,各商号的掌柜都会到市集上去放帐,农户若有需要,可先向商号借个几十块银元,不必利息和保证人,只需在借据上画个押即可。不会写字的人就画上个圈圈,没有盖章或是盖手印那回事。(那个年代就算盖了手印,也没法分辨是谁的),掌柜们对来借钱的人多半知道底细,乡人老实,百分之百不会赖账,若是不熟识的,就请他找个同村或是认识的人来说一下,这是我村或某村的某某人,就算是保证了。
   
  掌柜们会记下哪个村的哪一户人家借了多少钱,没有利息,条件是等到秋天花生米收成了,或是仔猪养大了,屠杀处理干净后,委托当地的车户(专门以独轮车载货送至各大商号的送货员),把货送到原来借钱的商号,按市价卖给商家,扣除借款后,余下的货款连同借据一起交给卖家,这可能是已经行之多年的老规矩,在祖父开设福春行之前就有了。收货分单、双日作业,单日收劈猪,双日收花生米。
   
  民国八年六月,正值苏州龙井茶上市期间,父亲正在上海坐庄,祖父忽然打了个紧急电报召他回家,父亲以为祖父发生什么变故,顾不得选货议价,立刻买了船票返回青岛,又雇了一艘一丈八的小帆船赶回石臼所。回到家进门一看,祖父好端端坐在那儿,不像是生病了,这才放下了心中的石头。问了原委,原来是负责赶集的两位掌柜,认为福春行生意比别家好,是他们的功劳,要求祖父增加他们的分红。这种分红有一定规矩,每个商号都差不多,祖父不愿破坏行情,没肯答应。于是这两位掌柜就卷着春季时经手放帐的借据和账本,离开了福春行,并且到各个市集上宣称此事,要求农户秋收后得到他们指定的商号交货,才能拿回借据。如此一来,福春行不但年初放出去的帐收不回来,连货也收不到。钱收不回来还事小,收不到货可就亏大了。
   
  祖父告诉父亲放出去的帐款大约有五、六千银元,没有借据如何收回?父亲衡量情势后,立刻掌握了重点,要收到货及收回借款的关键不在于借据在何人手上,而是车户会将货送到哪家商号?
   
  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倘若车户认为某家商号收货时拿大秤欺人,让卖家吃亏,便有权决定将货送去其他商号,只要把当初农户借的钱还给原来借钱的商号就好了。
   
  父亲建议祖父另外请两位掌柜,并提出应对的办法。祖父听了认为可行,就照着父亲的建议去做。
   
  父亲让新来的掌柜每逢初一或逢五赶集时,去各市集上找车户们宣传:今年我们福春行由少东家掌秤,保证使用天平秤收货,绝对不会使用加一秤,此外,除了招待车把式(车手)一餐饭之外,还另给二十个铜钱的酒钱。如果是福春行的货,福春行收货后虽然没法退回原借据,但是扣了钱后就给收据,证明借款已经还清了。
   
  此时早已过了放帐的季节,其他商号的掌柜不会去赶集,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跑掉的那两个掌柜空拿着借条,也不敢去农户那儿讨钱,更不敢去县衙告状,所以其他商号都不知道福春行的计划,更没有意识到一场新的经营模式即将来袭。
   
  一开始车户没怎么在意,等到了送货季节,有些车户就到福春行试探,如果能吃上一顿好饭,又可以拿点儿酒钱,何乐而不为呢?而更实惠的是,如果真使用天平秤,还可以暗自多赚上一笔。
   
  以往镇上所有商号在过秤时都是使用加一秤,所谓加一秤就是一百零一斤重的货,秤出来是一百斤,﹁天平秤﹂则是各地通用的公平秤,在甲地秤的一百斤到了乙地秤还是一百斤。其实各种秤上的刻星都是一样的距离,只在秤的头端配合秤砣刻星标注是加一或是天平的暗号,关键在秤砣上,但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由于当时农户如果要卖出一百斤的货,得准备一百零一斤。如果福春行用的是天平秤,车户一台独轮车可以载两只各约一百八到二百斤的猪只,每跑一趟可载个三、四百斤,就会比加一秤多拿到三、四斤的货款,这可比二十个铜板而来得更实惠,而这笔意外之财,只会进入车户的口袋。
   
  车户送货来福春行之后,发现果然是由少东家掌秤,但没料到的是每百斤竟然还多出三斤,四百斤就多出了十二斤,比使用天平秤还多。车户虽然不知道原因,却暗自窃喜。
   
  他们吃了一顿饱饭,领了货款和酒钱,又拿到借款已清偿的证明,开开心心地回去后,向其他车户耳语,到福春行交货可多拿货款的消息,瞬间在车户间传了开来,只是仍然得对其他商号保密着,因为怕传出去让农户知道后,会被讨回那多拿到的货钱。于是众车户不论原来应该把货送到哪一家,都改送至福春行。那年收货的季节还没结束,福春行的三个腌猪池已经装满了劈猪。
   
  此时福春行的栈房已无多余的土地可以再增建腌猪池,父亲便着人在若干年前他在南门外海崖头附近买的一块大约一千六百坪的土地上,盖了三间棚屋,每间各建了一个大型腌猪池。此处本来是个无主的海边荒地,早年有位王姓人家曾将其开垦整平,种植了作物,由于土地在海边,含盐甚重,因此收获不多,不久后就一直闲置着。父亲认为此处位置甚好,遂以些许代价买了下来,由原垦者陪同去了县政府税了契,搁置了一年,无人出面主张权利,土地便成为父亲所有。但是一时之间还想不到有何用途,仍然闲置在那儿,此时正好派上用场。
   
  起初祖父认为这里是海边荒地,无人居住,把腌猪放在这里不大放心,但是货收来了,不马上加工就会臭掉,只好听从父亲的意见,把收来的劈猪腌在这里,并雇了人来看守,又置了两把土造的散弹枪土亚五,作为防御之用,还蓄了四只狗。后来索性把原来设在福春栈房内的腌猪池都填平了,全部用来存放花生米,把腌制劈猪的工作都移到了这里。
   
  此时其他商号都只收到二、三成的货,打听之后,才知道贺仁菴的厉害,原来是福春行供饭又给酒钱,他们就说:好啦!我们也供饭、给酒钱!,于是车户们也将货送了去,但一过完了秤,二话不说又把货捆上车走人,并指责他们使用加一秤欺人,仍把货送到福春行。于是其他商号也纷纷表示愿意使用天平秤,但是车户哪里听得进去,又不能明说福春行的秤会比天平秤还多出二斤,因为万一这事让农户知道了,肯定得讨了回去。
   
  父亲把加一秤换上了一个九八的秤铊,这件事只有父亲知道,外人不知。车户虽不明白是何原因,但也都闷声不吭,甚至连祖父都被蒙在鼓里,以为只是因为供饭、给酒钱,就收回了被那两位掌柜卷走的借据和欠款,还意外的拉到许多生意。等到各商号弄明白了贺仁是换上了﹁九八﹂秤铊时,收货的季节已经过完了。
   
  这一年福春行收的货比往年多出了一倍还多,原本的三个大腌猪池塞得满满的,花生米也塞爆了栈房,甚至连福春行后院的空房也充做临时仓库。接下来的工作,是赶紧找几只猫来看着,以防鼠患。
   
  次年父亲不再掌秤,仍然去外埠坐庄主持福春行的买卖,只是交待家里的掌柜,最少也得使用天平秤从此以后石臼所不但没人敢使用加一秤欺人,还得供饭、给酒钱,一些商号都把父亲恨得牙痒痒的,只有车户们说贺仁菴真是个大好人。
   
  那两个掌柜也被人辞退,一个只好回家吃老米饭,另一个迟掌柜回来找祖父哭诉,说是另外那个挑拨他的,他很后悔,祖父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后来他也老老实实的帮着祖父,一直做到七七事变之后,日据时代仍然继续帮祖父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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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3 10:44 | 显示全部楼层

《华北船王 贺仁菴》 全书连载(二)

《华北船王 贺仁菴》 全书连载(二)
 第二章江北第一桅

  
福春行

  福春行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1931年父亲又买了一艘在当时被称为江北第一桅五桅帆船送给祖父,自此开始福春行便拥有三艘大帆船。

  话说1931年秋,悍匪刘桂堂率众匪徒攻陷了日照城,城内富户全都避走他处,由于此时父亲已在青岛设立了长记轮船行总行,祖父便搭乘了他的福增茂至青岛避难。某日祖父到小港边看福增茂时,正好看到泊在一旁的大永利号帆船。

  这艘五桅大帆船是由上海造船厂打造的,用料做工均十分考究,祖父对它夸赞不已,船上的伙计听到后回去告诉了船主,也就是当时的上海商界闻人郭海山(曾任职于上海英租界水警营缉私队,并藉职务之便,收取保护费,后与杜月笙结拜为把兄弟)

  由于早年父亲在福春行当大掌柜前往上海坐庄时,即与青帮名人物杜月笙有业务上的往来后来父亲成立了长记轮船行,依照当时的行规,所有进入上海的任何船只都必须缴交一定比例的规费给青帮,因为青帮掌握了上海码头工会,并负责保护船只从上海到青岛海上往来航行的安全,避免遇到海盗打劫。而杜月笙又是青帮中的重量级人物,因此双方往来十分密切,既是同业,年又相仿,因此逐渐成为好友。

  1930年,郭海山因走私大烟土,遭禁烟司令吕战彪缉获,行将判刑。此时郭老板打听到父亲与吕战彪私交甚好,因此带了杜月笙的亲笔信函来找父亲,父亲看在和杜月笙的交情份上,帮郭海山解决了这个大,郭海山也承诺不再走私大烟土。

  这事过后,郭海山始终觉得欠父亲一个人情,虽知父亲只经营轮船航运,但也知道祖父仍在经营帆船运输事业,而此时他已打算卖掉帆船改做轮船生意,于是就把大永利号半送半卖给了父亲。

  父亲买了这艘船后,把船送给了祖父,祖父将船改名为福永茂,匪患过后,祖父把两艘船都开回了石臼所,1949年这艘船还航行到了台湾。

  福永茂约有136吨,使用的料是最上等的福杉(早年中国打造帆船的木材几乎都是「福杉,产自福建深山里福杉高度可达80尺,直径3-5尺不等,杉有一项特点是耐水不易腐烂,所以大帆船使用的木料全是福州杉木,(上海人称帆船为沙船,就是由沙木所造的船沙木就是杉木,字典中语音为)这艘船籍港登记在上海和青岛两地,是当时长江流域航行的帆船中最大的一艘,因此被称为江北第一桅

  我国早年并没有所谓船只吨位的量法,都是以能载多少豆饼来计算大风船的总吨位,每片豆饼重约36(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开始,1斤是600)。福永茂可载豆饼6300片,因此换算吨位约为136吨。

  另有一种计算大帆船吨位的方法,是以该船能装载官斛多少的大米来计算。当时官斛所设的标准:一石=二斛、一斛=五斗、一斗=十升、一升=十合。这是从前东南省份自京杭大运河漕运米粮至京城时,所用的计算方式但因东北地区不产米,所以无法以米粮来衡量船只吨位,因此自大连南下迄至上海都是以装载多少豆饼来计算船的吨位。

  帆船因为完全得靠风力才能行驶,所以又称为风船。是一种近似长方形的大船。古称舳舻,船头叫,船尾叫舳舻千里是形容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船多到首尾相连有千里之长,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

  清明上河图中可窥见,我国早年的运输船全都是这种船,船艏和船艉只比船身略为窄一点,也就是船艏、船艉几乎是齐平的,没有刃型的艏艉,虽然水的阻力很大,但因为船也够大,船的篷桅()有五枝之多,因此可以航行在海中,不怕风浪。

  这种大风船的设计遇到顺风时航速有七、八浬之多,如果海流顺水,航速最快可达十浬,若遇到旁风时,就得减去一、二浬,遇到逆风时,船速就更慢了,大约只有四、五浬。有人说风船在旁风时无法航行,事实上即使是旁风也是可以行驶的。比如从上海出发的船,经黄浦江进入长江(90),若旁风不能行驶,则根本无法驶入长江口大风船不但旁风时可以行驶,甚至遇到逆风时也可以字型的航路调樯行驶,否则船在大海中任风吹飘,十分危险,一般玩风帆的人都会这一手。

  大风船有分专门航行内河的和航海的两种,打造的方式都是依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船图和技术来造的,两种船都没有龙骨,中国早年的风船全都没有龙骨。因为老祖宗的造船技术没打算造很大的船,即使航行于海上的风船最大也只能造150吨。

  谐音,因此我们家是不准说的,吃鱼时也不说翻面吃,因为也有翻船的意思,而是称过来。也不准说了都是说了。

  第三章创业之路

  长记行


  宣统二年(1910)年,父亲二十三岁时,曾祖父过世,父亲的三位姑姑又先后出阁,父亲在家中顿失依靠。祖父又偏爱继祖母生的儿子,继祖母也经常有意无意为了一些琐事,挑拨祖父与父亲间的父子情感,父亲虽然极为孝顺,但多年下来心中难免有些疙瘩,因此逐渐萌生独立创业的想法。

  父亲十八岁至福春行学生意,二十四岁当上了大掌柜,被祖父派往上海、青岛、大连等地坐庄负责经营福春行的各项买卖,从出售劈猪、米(花生),到采购高粱、大豆、茶叶、大米、各种纸类及华、洋货等选货、议价,以及海上运输成本等等,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由于农产品的质量会因每年气候变化而受到影响,因此选购时必须非常仔细。当时检视高粱和大豆的方法,是先从要购买的高粱或大豆粮包中随机抽出数十包,再用一根大约一尺长、原子笔粗细,开着口的探针插入粮包内,当探针抽出时,针会夹带些许高粱或大豆,再将这些高粱、大豆摊在纸上,一粒一粒检查饱满度和成熟度,然后再以合格品的比例估算粮质量,再行议价。

  而检查茶叶质量的好坏,除了得每包都打开检查叶片是否完整外,还实际冲泡试喝。因此父亲也累积了多年的品茶心得,对茶叶十分内行,一喝就知是否为上等好茶。

  
由于福春行既是老客户,又是花生米的供货商,大连粮商为了维持信誉,都会先筛选过,不会将夹杂次级品的粮食卖给福春行,但是父亲还是坚持例行的检查工作绝对不能马虎。而上海的供货商也因为要保住生意不断,都会将上等好货留给福春行。

  在这十多年的岁月中,父亲充分展现了他在经营生意上的天份,加上个性豪迈又重诚信,因此在南、北各界商埠中颇有信誉。又因手腕灵活、胆大心细、热心助人,几年下来结交了许多各地商贾仕绅、达官显要,不但视野开阔,人脉亦广。

  父亲初至福春行学生意时,每月的工资是二十银元(当时我家觅汉每月工资三到五元不等),后来被升为大掌柜,派至外埠坐庄时,每月工资增
为三十银元,食宿和交际应酬等花销可以另外报账,但年终并无分红。父亲自幼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所有的工资都存了起来,可是十多年下来,也只攒了六千余银元,距离自己想创业的资金仍显不足。直到有一次来自我们继舅公的无理官司,父亲终于下定决心离开福春行,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继祖母的弟弟刘子木,也就是父亲的继舅舅,当年在石臼所是一个风评欠佳的人。

  我的大妈也曾提到过这位继舅公,时常借故到他家前面的同丰行聊天,顺便解
手。同丰行的后院堆置了许多柴火,每回他去解手时,就顺便把柴火往自家院子里丢,有一回丢柴火时正好丢到他家觅汉头上,当场打破了头,血流不止,他也没赔人家钱,不了了之。

  这位继舅公几乎每天傍晚时分都会晃荡到福春行,除了和祖父闲聊之外,顺便吃顿免费的晚饭,再叨扰姊夫一壶好酒。倘若遇到父亲在场时,经常以其母舅之尊颐指气使,不时出言挑拨我家事务,因此父亲对他观感十分不佳,但身为祖父的长子,也只能忍气吞声。


  如此过了十多年,民国十三年七月间某日,继舅公又因芝麻屑事和父亲抬起了杠,由于父亲据理力争,丝毫没有对他让步的意思,最后弄到他面红耳赤。继舅公抬输了杠,恼羞成怒,愤而指责父亲不知尊重长辈,后来越说越火,祖父在一旁也指责父亲不应该和长辈争论。

  祖父的指责可能是为了缓和僵持不下的局面,但却未能使继舅公消气,反而使他气焰更甚。父亲见他不可理喻,不再多言,出门而去。


  此举更是令继舅公火冒三丈,一时走了被他呲骂的对像,心何休?

  次日上午,这位继舅公便雇了一辆独轮车去了日照县衙,并请人写了诉状,控告贺仁目无尊长,出言辱骂母舅,是为不孝之罪!

  这事在现在来讲,顶多算是顶撞长辈,扯不上孝不孝的罪名。当时在日照县衙门前,有二、三位所谓的黑讼师,专门替人代写诉状,虽然时代已经进入民国,已有六法全书,但是他们还是依照前清的律法条例来写诉状,根本不知道有六法全书的存在。

  日照县城距石臼所约二十华里(十公里)路,县衙差爷步行前来传讯父亲,回程时要求乘坐黄包车,父亲爽快地照办,在西门外叫了两辆车同去县城。


  抵达县城时正是掌灯时分,县长已回后衙休息,父亲和差爷均未用晚饭,于是就和差爷到县衙前的小馆用餐。父亲叫了一壶二锅头,切了半斤卤牛肉,又叫了两碗鸡汤面,请这位差爷享用。酒足饭饱之后,这位差爷大人可能觉得贺仁菴十分上道,不待父亲探问,就自动吐露案情:案子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刘子木告你不孝之罪,你有什么不孝的事情落在他手上吗?

  父亲回他:这怎么可能?他又不是我爹,我要孝他什么?他是旨在让我跑几趟公堂,藉此机会让我出丑罢了!再说不是我的亲母舅,他只是我继母的兄弟,案子既然不大,那我可否先找家客栈住下,明日开审时我再直接到大堂,行吗?


  差爷答道:这怕是不行,县衙是限我今日得传你到案的,因为路程远,往返费了点时间,我看这么办吧!你到我们班房住一晚,让我好交差,不过班头那里得打点一下,你是明白人,应该知道我的意思。父亲无奈,只好随他回了班房,打点了班头和差爷,待了一宿。

  又次日一大早,厉家庄子父亲的亲二舅,会同高家村父亲的姑丈高举人(高祝三),同乘黄包车齐至县府,欲了解县衙门是为何罪拘提父亲?恰巧遇到刘子木乘坐独轮车姗姗而至。

  原告、被告既然皆已到堂,县长随即开堂审案。

  县长看了刘子木的诉状,问他:贺仁菴是如何顶撞侮辱你的?

  刘子木回答:他蓄留长发,我只不过说了他几句,他就骂我是庄户孙(土包子)。父亲解释道:我没有骂他是庄户孙,我经常得去上海、青岛、大连等地坐庄营商,为了跟各商埠上的生意人打交道,入境随俗,所以也蓄了他们的发型(西装头),他却奚落我是长毛子(当年加入太平天国者不剃额发、不扎辫子,而清朝政府规定男子必须剃掉额发,蓄留辫子。因此老百姓都称太平天国之辈为长毛子)
,我蓄的发型也不是长毛子的发型,倘若我跟他一样剃个光头,那我到了上海做生意的时候,他们才会视我为庄户孙。我说的是我在外地的情况,我没骂他是庄户孙。

  县长又问刘子木:他骂你庄户孙是当着何人?

  刘子木答:是当着我姐夫和福春行的三位掌柜面前。

  县长道:那传他们来问问就知道了,都叫什么名字啊?

  刘子木一听,顿时犹豫了起来,嗫嚅着说:可不可以不要麻烦这些人?

  此时刘子木估计是想,当初告状只是为了教训父亲,没料到县长还要传问证人。如果证人实话实说,那么这场官司肯定是弄巧成拙。要是弄得姊夫和三位掌柜也得来过堂,那以后还有何脸面再见他们?

  县长说:那么还有谁能证明他骂了你?刘子木一时答不上话。

  县长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以舅父之尊告他不孝,我不得不查查是否真有其事。其实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唬弄了你外甥,也耍了我,实在可恶!我本可以杖责你二十大板,但因你是他长辈,又是原告,打了你对我的名声不好,此回且饶你一遭,回去吧!。

  刘子木本来盘算着以其母舅的身份,告个父亲侮辱长辈的不孝之罪,县长至少会训诫父亲一顿,再打个二十大板,让父亲出个丑,却压根儿没料到还会突然冒出

  个亲母舅和姑丈来。而这位县太爷当着高举人之面,不敢马虎审案,竟要他提出证人来,稍微迟疑了一下,就被县太爷看出个端倪,给了个没体面(难堪),自己的确是考虑不够周延此时心中的懊恼已经挂在脸上!不过官司虽然输了,但至少让父亲在班房蹲了一夜,也算是稍稍出了点气。

  自打此事发生后,父亲就不再去福春行当班了,虽然还是住在曾祖父留下来的老家里。祖父顿时发觉少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影响颇大,派戴连臣跑了几趟,劝父亲不要闹脾气,还是回福春行当大掌柜。

  父亲坚决不肯回去,对戴连臣说:有一位这样的舅舅不时来说三道四,搬弄是非,今后还不定要出什么大乱子,不如趁早离开。我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自己出去创业,闯荡一番,也许能有些作为。

  于是父亲便在来年(1925)年春天,以六千余银元的积蓄,成立了长记行,这一年,父亲已经三十八岁。

  第二部 风生水起

  第四章 人生第一桶金

   闯关东


  一九二五年春,父亲在石臼所南门里的路西,赁到一处院落,有三间临街房屋,可作为店铺、账房之用,还有个院子,另有五间坐北朝南的北屋,除了保留二间营业用之外,另外三间可作为仓库,此处还算宽敞,也足敷一般进货使用。南面还有一排偏屋,可作为杂物间和厨房,这里就是长记行当年初创时期的院落,称为长记西院;长记发达后,父亲又在南门里的路东买了一处院落,称为长记东院,东、西两院合计约有2600余坪。

  长记初创时,父亲自己担任大掌柜,请了两位二掌柜,一位是戴献堂,负责内务和管帐,一位是费益堂,负责外务。还请了一位学徒贺椿林。贺椿林是我们是同宗的远房亲戚、他的妻子是大妈的外甥女,人很溜透,读过几年私塾,会骑脚踏车。那个年代,会骑脚踏车也算是一手独门技术。

  由于父亲手头资金不丰裕,因此一开始只从江南办了几批茶叶、花笺纸、大米、洋布等杂货运回石臼所出售,业务不算理想,年终结算,净盈余只有大约六百银元,不符合能赚个对本的期望。

  父亲检讨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没有自己的运输船,运费占去太多成本;其二是鲁南地区连年大旱,粮价腾贵,民不聊生,老百姓都勒紧裤带,不敢消费。除了粮食价格上涨之外,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反而下跌。

  1926年开春,石臼所聚集了数百名欲往东北的旅客,自石臼所搭乘日本人的小火轮,海州丸阴歧丸至青岛,再由青岛转乘往大连之轮船,到东北谋生。此时父亲为求多方开源,也带了三千元银钞和银票去大连看看有何可为之机会。

  父亲在大连安顿妥当后,随即拜访了福春行的故旧客户。寒暄一番,客套既毕,三句话离不开生意人的本行,互问去年发了什么财?这位粮商叹了一口气,说:去年只有山东来的米、苏浙来的大米有些利润,本地出产的高粱至今还不能回本,甚至前年的存粮也还未能全部出清,而去年又是丰收年,以至于高粱价格跌至种植成本以下,同业全都不敢收货,因为存久了会发霉,那就血本无归了!农户的粮食卖不出去,一片叫苦连天!


  

  (附图:吉林省公主岭堆积如山的粮包)

  究其远因,是几年前即有大批来自山东的农民到东北开垦,高粱种植面积数年之间成数十倍增长,造成供过于求,导致粮价下跌。此时粮商希望父亲能购买几批存粮,并愿意以成本价卖出。父亲又陆续拜访了其他几位粮商,全都是一个论调。

  东北地区即所谓的「关」,是指山海关(万里长城东边的起点)以东,又称为关外,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之总称。清咸丰年间,满清政府曾施行种族等级隔离制度,禁止汉人移民其龙兴之地。但其兵制下的八旗及眷属大都移居关内,而关外地广人稀,土质肥沃,清末就已开始雇用汉民前往协助当地农耕。而山东地区因连年兵祸,蝗虫肆虐,天灾频传,造成严重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为求活命,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关东开垦荒地养家活口。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

  迨至光绪年间(1897)清廷终于正式解除东北禁令,使得汉人闯关东的人数达到了高峰期。到了1910年,单单山东地区闯关东达千万以上,是历史上山东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那个年代,百姓没有节育的概念,也没有节育的方法,多子多孙是好福气,一对夫妻在几十年之间就成了一个大家族。然而土地就那一块,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眼看实在过不下去的人,只好卖了那块薄田,屏当一切筹点旅费去闯关东。到了关外,男人多半去做苦力之类的活儿,能养家活口吃顿饱饭就行了。环境熟悉后再去开垦荒地,向早年来此已有小康之局的同乡借点粮食种子去耕种。

  既已开垦了自己的土地,种植何种作物为佳呢?此地农作物以高粱和大豆为主,大豆是副食品,可用来榨油,做酱油、豆腐之用。而高粱则是主食,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二餐得食用高粱,同时又是酿酒的主要原料,需求量颇大。所以当时的农作物中百分之九十都是高粱,大豆祇占百分之十。

  于是大家不约而同都去种植高粱和大豆(不去重植其他作物的另一原因,乃因此处地处寒带,每年农历十月就开始降雪,田地全都结冻,其他农作物无法收成)。以致高粱产量大增,无处销售。大豆尚可降价求售,油商可以增加产量榨油,但是高粱无论价格降到多低也无法增加销量。原因是载货来大连的回头船,回到家乡后是将高粱卖给酿酒业者,而酒坊限于设备无法增购,倘若运回日照,除酿酒外也可供人食用,若运去苏、浙一带,除酿酒外,无人食用,因当地盛产之大米比高粱好吃许多。

  大部分的山东人和关东人一样,也是食用高粱的,烙煎饼、贴饼子全都用得上。将高粱掺上三分之一的小麦或小米、玉米、地瓜等,磨成糊状,用一个半月型的木片,在一个直径六十公分圆形的鏊子上,括着摊开后再括烙成约半公厚的薄片。一次烙个百余张,烙好之后随手折成六层大小,以方便存放,可放置数日不会坏。在日照,无论穷、富人家都少不了吃煎饼。

  山东地区也大量种植高粱,每年五、六月时遍地的青纱帐指的就是高粱,高粱杆高度有八尺,因此被称为粱,又称为秫秫,除了酿酒之外,也是山东人的主食之一。

  一般日照人在吃煎饼时,是将煎饼卷着炒菜或是豆沫子(又称小豆腐,是以黄豆磨成渣加上萝卜丝再加上炼过的猪油渣和葱花一起炒香的一道菜)我们家都是将煎饼摊上葱花和鸡蛋煎成两面金黄色再切成块,又香又酥,非常好吃。最简单的吃法是卷上一根大葱配上自家腌的咸香椿芽就着吃。

  若是将高粱加少许黄豆一起泡水,磨成糊状,摊在手掌上,贴在锅子四周,锅子中间煮着菜,可能是荳夹子、南瓜、敏豆、茄子之类的,这叫做吃饼子,这一锅,饭也有了、菜也有了,一般乡下农家经常这么吃。

  高粱在日照既是重要的粮食,需求量就大,但年成不好时,农户自己吃都不够,加上鲁南大旱已久,根本没有余粮卖给酒坊酿酒,导致酒价跟着水涨船高。

  当时也有船专程放空去大连载运高粱回日照,购进成本虽然较本地便宜,但是加上往返的船运费后,价格也不便宜,因此市售高粱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苏、浙一带同样是以高粱酿酒,帆船商号通常是在运送大米进京的货船回程时,到大连装上一船高粱回去销售。由于航次固定,载货量也固定,因此苏、浙一带的酿酒业者向来都是以高价买进高粱。

  平粜和发迹

  父亲得知大连高粱因滞销而囤积了大量的库存,粮商们个个一筹莫展,随即电令留守长记的戴献堂,速查日照市售高粱的价格。隔日接获回电,每吨为二十八银元。

  而大连的高粱,每吨已跌至85角,倘若加上分装用的全新麻袋成本(每个5角,一吨分装十包,换算麻袋钱每吨五元),每吨还不到14银元,低于日照高粱市价之半。而去年丰收加上前年之存粮,价格还可能更低。

  此时,商业眼光独到的父亲,见到两地高粱价差居然如此悬殊,立发现商机之所在。

  父亲思索,若将带来的三千银钞,购买一百八十吨的高粱,再包租一艘小船运回日照,按市价出售,每月两趟,这样一个月可立赚三千银元,利润已是相当诱人。但若是租一艘大船,一趟载个几百吨高粱,以大连的高粱成本价加上船租费用,在日照平价出售,而回程则可载运闯关东的旅客。大船一趟估计可以载运几百名旅客,

  当时日照到青岛的船票是一元二角,青岛至大连则是四元八角,一个闯关东旅客的船资就是6元,利润肯定超过三千多元。

  接着父亲随即到大连港边物色到了一艘八百吨的客货轮永昌轮(坊间有人指称这艘轮船是日本船,事实上并不是,依照1900年颁布的的日本船舶法处理程序条例规定,船家在命名时得在船名末加上字。因此日本的商、渔船都是OO),正泊在大连港内的浮筒边(若干漂浮在海面上的密闭金属筒以铁锚固定用来系船,若船未载货时通常泊于此种浮筒,以节省泊船费用),并找到该船代理行,洽询租船事宜,经代理行询问后,上海船东愿依当时租船行情价租给父亲,但一次得租半年,租金可按月支付。

  当时的运费,由大连运粮至石臼所,每吨运费是3元,这是单次载运的价格,若是数量多、次数又多时还可议价。倘若包租一艘船,租金是船价的十分之一,视船龄也可再议价。煤、水、薪资等则由承租者负担。

  而当时二手轮船价格,八百吨的永昌轮船价是十六万银元(每吨二百银元),因此每年租金是一万六千元,折算每月租金为一千三百三十三元。初估每个月至少可以往返三个航次,每个航次租金约为四百四十四元,换算每吨高粱运费不到一元。

  随后,父亲又与几位粮商协谈,表示自己不讨价还价,愿意以每吨十三元五角的价格购买高粱五百吨。但是有两个条件:由于父亲身上只有三千银元现钞,还得先付租船和上煤、上水的费用,因此希望粮商能以延期十五天的银票做为担保。另一个条件是,必需以全新麻袋重新包装高粱,每个麻袋装一百公斤,只能有百分之一的误差,以便运回日照时不须过磅即可迅速销货,这样才有可能在四、五个月内销完所有存粮。

  各粮商讨论之后,都认为这个计划可行,贺仁菴和他们是有着十余年交易往来的老主顾了,又是一家殷实商号的少东,是可以信赖的,而这也是可将存粮立即出脱的唯一办法,于是大家都愿意配合。

  货源、船运安排妥当后,父亲又打了一通电报回石臼所,让戴献堂和费益堂持电报至日照县府呈报:长记行愿意拿在大连购入之高粱用全新麻袋包装,以每吨十四元五角在日照做平粜粮食出售(包括大连运至石臼所,每吨一元的运费),只做批发,不零售。

  至于麻袋钱,则是因为在日照,通常购粮者本来就必须自备麻袋装粮,现在麻袋转由长记提供,所以长记出售高粱的价格十分合理。


  由于粮价仅为日照市价之半,县府为了促成这件事,立即张贴了公告:长记行愿以每吨十四元五角做平粜高粱。这个公告,在当时立刻成了日照县城轰动一时的新闻。

  这个字,现在很多人都不认得了,因为几乎已经没人使用了,这个字念是农业社会时代出售米麦粮食的习惯用字,这个字的一半是米和出,望文生义和粮食脱不了干系比方说:我今天去赶集,粜了二百斤小麦,通常不会说我卖了若干小麦。和这个字相反的是(音:迪),是购买粮食的意思,这两个字都仅限于用在买卖粮食上,如果你说:我今天粜了五十斤白菜,籴了五斤猪肉回来,那就闹笑话了!

  所谓平粜是指在甲地购入的粮食,运到乙地时,仍以甲地之价格仅加上运费出售,不另加利润。一般只有在荒年时由官府或富商巨贾出面承办,做为救济性的措施,因为无利可图,所以极少有人愿意办理。

  而父亲当时只是个小商人,手中并没有大笔巨款,但是有累积了十余年的营商信用及广阔的人脉和独到的眼光,这才是经商最大的本钱。

  经商当然得有营利,通常在甲地以一元成本购得的货物,运到乙地加上运费至少得售二元以上。以每吨十三元五角购入的高粱,如果运到日照,将价格订在二十四或二十五元一吨,已算是倾销,应该很快可以售完,但恐怕无法造成轰动。既然运粮的目的旨在能够使用无须自己负担运费的船,来载运不断涌入关东的人潮,那不如放手不在粮价上赚钱,还能做公益回馈乡亲。

  父亲在签约租船后的当晚,立即打电报回长记,约略估算了轮船抵达石臼所的

  时间,请戴献堂和费益堂他们,尽速准备十二艘以上的驳船和二十余名苦力,以备卸货所需。另外,也紧急扩充人手,父亲要戴献堂邀请王子良、王宴初、贺茂林、裴静安、贺子章等五位友人加入长记,他们原来都是在石臼所其他商号担任大掌柜或二掌柜的,做事能干又勤快,贺子章虽不识字,但向来以好口才着称,他原来是在石臼所西门一带专门帮客栈拉客人,顺便帮船行揽货,所以委由他全权在客栈招揽欲搭船往大连的旅客。

  接下来,还得尽速准备三种船票:

  一、石臼所至青岛;

  二、青岛至大连;

  三、石臼所至大连。

  因为从石臼所到大连的船,必须得在青岛上水、上煤,同时也在这里上、下客。

  由于当时石臼所并无印刷厂,变通的办法是刻了三个上面注有长记行但抵达不同港口的大印章,盖在如纸钞般大小的毛头纸上,由戴献堂、费益堂、贺椿林等人一起协助,以朱红色的印泥先盖了总数约八百张的船票,交给戴献堂收在银柜里。

  各种确认事项耽搁了些时间,到了当天下午二时才开始上儎粮包。五百吨的高粱上儎约需五个小时,然后再上煤、加水又耗去两小时,此时已是当晚九时了。由大连至石臼所的航程大约需要二十八小时,为了配合在清晨时分抵达石臼所,所以次日凌晨三时才开船启航。

  第三天清晨,父亲随永昌轮抵达石臼所,看到岸上像是赶集似的挤满了人潮和独轮车,人声鼎沸。海面上还泊着好几艘三桅风船和十几艘的一丈八小船,心中顿时放心不少。这一路上,他一直顾虑着这五百吨的货不知多久才能卖完,从未想到还有开着小沙船直接来买粮的人,甚至为了抢购粮包而起争执。

  船是租来的,能省下一日的时间,就省下一天的租船成本。不在粮价上赚钱,只要能造成销售热潮,让粮包运至石臼所时以船边交货的方式,迅速腾空船舱,就能马上载客。

  ﹁船边交货﹂是当时轮船行最常用的方式,货船将货卸在码头上,由买主前来买货,并自行负担从码头至目的地的费用,如果当地没有码头,则由买主自雇驳船或由船行代雇,转运至岸边,再由苦力扛上岸。每艘驳船一次可载二吨,包括苦力的费用在内,每吨二元,由买主负担。

  当时的石臼所、涛雒等地都没有码头,轮船抵达后,锚得泊在距离岸边七、八百公尺之处,再以驳船转运上岸。倘若买主未能如期提货,则会先将粮包卸至临时场所,再加收因未能立即提货所衍生的费用,之后粮包若有受潮、失窃等事情发生,船主一概不负任何责任。此条款在买主的提货单上已清楚注明。

  而当时的行规是轮船抵达时间,除非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否则不得超过预定时间四小时以上。

  但这批货如果当日未售完,则需暂存岸边之临时场所,若因此失窃或受潮等损失,得由长记自行负责,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场所存放。1919年,父亲帮祖父做了一场成功收购劈猪的生意,在石臼所海崖头边的土地上筑了三间棚屋。此时这些棚屋全都空着,腌猪池的木板也都已经盖上,正好可以用来做为长记临时堆放粮包的场所,除了直接以小船前来购粮的,其他粮包一律运到此处集中。

  两位掌柜站在粮包边上,一人收款记账,另一人点交粮包,购到粮包者可以先堆置在此,再装上独轮车自己看管,不会和别人的混在一起。大门外还有一位监看者,随时注意场内售货的情况,并指示苦力将粮包放置在何处。这个场地还算大,除了堆置粮包外,同时可以停放五十辆独轮车,一台独轮车一次可以载两个各一百公斤的粮包。

  此时永昌轮上也有两位掌柜,也是一人收款记账,另一人点交粮包,由船的左舷将粮包直接吊到船边买主的小船上。船的右舷为驳船,另外将一部分粮包卸下送到海崖头的棚屋,船的两边四个吊杆同时卸,自清晨八时开始至下午四时,已卸四百吨左右的粮包,岸上和海崖头的临时栈房也差不多将这粮包售完了。

  第四日的上午,五百吨的高粱已全部售罄,并已清空船舱,四百位预搭船往青岛、大连的旅客,全都登上了船。父亲由费益堂陪同,将粮款、船票全带上船出发,先到青岛上水、上煤。待到第五天上午,又有约二百名旅客上船,他们多半是搭乘胶济铁路的火车到青岛要去闯关东的。船于当日上午九时自青岛起程,第二天上午十时抵达大连,算算时间费了六日半,不到七日。如此算来,一个月往返四个航次应该没有问题。

  父亲将带来的船票收入全给了粮商,不敷之数仍然欠着,前面作为担保的银票则是拿回来了,此时已经不用再开银票保证了。照这样看来,不出一个月,自备的款项已经足以支付一船六百吨高粱的货款了。八百吨的「永昌轮」其实载货量最多只能上儎六百吨,因为还得腾出二百吨的空间,做为上煤、水的重量。

  一开始跑的两趟,由于作业流程不够熟悉,多费了些时间,自第三个航次后,出售粮包和船票都已上轨了。所以从大连运粮至石臼所卸货后随即上客开船,再开至青岛上、下客及上煤、上水后直航大连。此时也无需等待售粮货款全部收齐才上客开船,节省了很多时间,一个月往返四个航次还用不完。

  而前来抢购便宜高粱的买家,甚至往南延伸到了苏北的燕尾港、射阳、阜宁一带。原本江苏一带的酿酒业者都得等货船从大连载回高粱,现在许多买主索性直接派风船等在石臼所,粮价和在大连购粮的价格也相仿。

  消息很快传了开来,不仅山东一带欲闯关东的旅客将石臼所做为启程口岸,来自莒县、沂水、蒙阴、苏北等地要闯关东的人,也都到石臼所乘船,每日旅客少则三、四百人,多则五、六百人。

  父亲原本估计这个生意能做上三、四个月,现在做了五个多月还欲罢不能。大连粮商也松了一口气,因为长记大量购买高粱,将他们的存粮差不多都出清了,粮价也开始回升。而日照地区则因开春以来雨水调和,估计秋收后不会缺粮,顺利的度过了这段粮荒期。

  父亲也因此为自己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十万大洋。接着又买下了南门里路东的院落,扩充门面及经营规模,并将长记行改名为长记轮船行,开始正式经营海上客、货运输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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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3 11:03 | 显示全部楼层

《华北船王 贺仁菴》 全书连载(二)

《华北船王 贺仁菴》 全书连载(二)
 第二章江北第一桅

   
福春行

  福春行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1931年父亲又买了一艘在当时被称为江北第一桅五桅帆船送给祖父,自此开始福春行便拥有三艘大帆船。

  话说1931年秋,悍匪刘桂堂率众匪徒攻陷了日照城,城内富户全都避走他处,由于此时父亲已在青岛设立了长记轮船行总行,祖父便搭乘了他的福增茂至青岛避难。某日祖父到小港边看福增茂时,正好看到泊在一旁的大永利号帆船。

  这艘五桅大帆船是由上海造船厂打造的,用料做工均十分考究,祖父对它夸赞不已,船上的伙计听到后回去告诉了船主,也就是当时的上海商界闻人郭海山(曾任职于上海英租界水警营缉私队,并藉职务之便,收取保护费,后与杜月笙结拜为把兄弟)

  由于早年父亲在福春行当大掌柜前往上海坐庄时,即与青帮名人物杜月笙有业务上的往来后来父亲成立了长记轮船行,依照当时的行规,所有进入上海的任何船只都必须缴交一定比例的规费给青帮,因为青帮掌握了上海码头工会,并负责保护船只从上海到青岛海上往来航行的安全,避免遇到海盗打劫。而杜月笙又是青帮中的重量级人物,因此双方往来十分密切,既是同业,年又相仿,因此逐渐成为好友。

  1930年,郭海山因走私大烟土,遭禁烟司令吕战彪缉获,行将判刑。此时郭老板打听到父亲与吕战彪私交甚好,因此带了杜月笙的亲笔信函来找父亲,父亲看在和杜月笙的交情份上,帮郭海山解决了这个大,郭海山也承诺不再走私大烟土。

  这事过后,郭海山始终觉得欠父亲一个人情,虽知父亲只经营轮船航运,但也知道祖父仍在经营帆船运输事业,而此时他已打算卖掉帆船改做轮船生意,于是就把大永利号半送半卖给了父亲。

  父亲买了这艘船后,把船送给了祖父,祖父将船改名为福永茂,匪患过后,祖父把两艘船都开回了石臼所,1949年这艘船还航行到了台湾。

  福永茂约有136吨,使用的料是最上等的福杉(早年中国打造帆船的木材几乎都是「福杉,产自福建深山里福杉高度可达80尺,直径3-5尺不等,杉有一项特点是耐水不易腐烂,所以大帆船使用的木料全是福州杉木,(上海人称帆船为沙船,就是由沙木所造的船沙木就是杉木,字典中语音为)这艘船籍港登记在上海和青岛两地,是当时长江流域航行的帆船中最大的一艘,因此被称为江北第一桅

  我国早年并没有所谓船只吨位的量法,都是以能载多少豆饼来计算大风船的总吨位,每片豆饼重约36(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开始,1斤是600)。福永茂可载豆饼6300片,因此换算吨位约为136吨。

  另有一种计算大帆船吨位的方法,是以该船能装载官斛多少的大米来计算。当时官斛所设的标准:一石=二斛、一斛=五斗、一斗=十升、一升=十合。这是从前东南省份自京杭大运河漕运米粮至京城时,所用的计算方式但因东北地区不产米,所以无法以米粮来衡量船只吨位,因此自大连南下迄至上海都是以装载多少豆饼来计算船的吨位。

  帆船因为完全得靠风力才能行驶,所以又称为风船。是一种近似长方形的大船。古称舳舻,船头叫,船尾叫舳舻千里是形容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船多到首尾相连有千里之长,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

  清明上河图中可窥见,我国早年的运输船全都是这种船,船艏和船艉只比船身略为窄一点,也就是船艏、船艉几乎是齐平的,没有刃型的艏艉,虽然水的阻力很大,但因为船也够大,船的篷桅()有五枝之多,因此可以航行在海中,不怕风浪。

  这种大风船的设计遇到顺风时航速有七、八浬之多,如果海流顺水,航速最快可达十浬,若遇到旁风时,就得减去一、二浬,遇到逆风时,船速就更慢了,大约只有四、五浬。有人说风船在旁风时无法航行,事实上即使是旁风也是可以行驶的。比如从上海出发的船,经黄浦江进入长江(90),若旁风不能行驶,则根本无法驶入长江口大风船不但旁风时可以行驶,甚至遇到逆风时也可以字型的航路调樯行驶,否则船在大海中任风吹飘,十分危险,一般玩风帆的人都会这一手。

  大风船有分专门航行内河的和航海的两种,打造的方式都是依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船图和技术来造的,两种船都没有龙骨,中国早年的风船全都没有龙骨。因为老祖宗的造船技术没打算造很大的船,即使航行于海上的风船最大也只能造150吨。

  谐音,因此我们家是不准说的,吃鱼时也不说翻面吃,因为也有翻船的意思,而是称过来。也不准说了都是说了。

  第三章创业之路

  长记行

  宣统二年(1910)年,父亲二十三岁时,曾祖父过世,父亲的三位姑姑又先后出阁,父亲在家中顿失依靠。祖父又偏爱继祖母生的儿子,继祖母也经常有意无意为了一些琐事,挑拨祖父与父亲间的父子情感,父亲虽然极为孝顺,但多年下来心中难免有些疙瘩,因此逐渐萌生独立创业的想法。

  父亲十八岁至福春行学生意,二十四岁当上了大掌柜,被祖父派往上海、青岛、大连等地坐庄负责经营福春行的各项买卖,从出售劈猪、米(花生),到采购高粱、大豆、茶叶、大米、各种纸类及华、洋货等选货、议价,以及海上运输成本等等,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由于农产品的质量会因每年气候变化而受到影响,因此选购时必须非常仔细。当时检视高粱和大豆的方法,是先从要购买的高粱或大豆粮包中随机抽出数十包,再用一根大约一尺长、原子笔粗细,开着口的探针插入粮包内,当探针抽出时,针会夹带些许高粱或大豆,再将这些高粱、大豆摊在纸上,一粒一粒检查饱满度和成熟度,然后再以合格品的比例估算粮质量,再行议价。

  而检查茶叶质量的好坏,除了得每包都打开检查叶片是否完整外,还实际冲泡试喝。因此父亲也累积了多年的品茶心得,对茶叶十分内行,一喝就知是否为上等好茶。

  
由于福春行既是老客户,又是花生米的供货商,大连粮商为了维持信誉,都会先筛选过,不会将夹杂次级品的粮食卖给福春行,但是父亲还是坚持例行的检查工作绝对不能马虎。而上海的供货商也因为要保住生意不断,都会将上等好货留给福春行。

  在这十多年的岁月中,父亲充分展现了他在经营生意上的天份,加上个性豪迈又重诚信,因此在南、北各界商埠中颇有信誉。又因手腕灵活、胆大心细、热心助人,几年下来结交了许多各地商贾仕绅、达官显要,不但视野开阔,人脉亦广。

  父亲初至福春行学生意时,每月的工资是二十银元(当时我家觅汉每月工资三到五元不等),后来被升为大掌柜,派至外埠坐庄时,每月工资增
为三十银元,食宿和交际应酬等花销可以另外报账,但年终并无分红。父亲自幼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所有的工资都存了起来,可是十多年下来,也只攒了六千余银元,距离自己想创业的资金仍显不足。直到有一次来自我们继舅公的无理官司,父亲终于下定决心离开福春行,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继祖母的弟弟刘子木,也就是父亲的继舅舅,当年在石臼所是一个风评欠佳的人。

  我的大妈也曾提到过这位继舅公,时常借故到他家前面的同丰行聊天,顺便解
手。同丰行的后院堆置了许多柴火,每回他去解手时,就顺便把柴火往自家院子里丢,有一回丢柴火时正好丢到他家觅汉头上,当场打破了头,血流不止,他也没赔人家钱,不了了之。

  这位继舅公几乎每天傍晚时分都会晃荡到福春行,除了和祖父闲聊之外,顺便吃顿免费的晚饭,再叨扰姊夫一壶好酒。倘若遇到父亲在场时,经常以其母舅之尊颐指气使,不时出言挑拨我家事务,因此父亲对他观感十分不佳,但身为祖父的长子,也只能忍气吞声。


  如此过了十多年,民国十三年七月间某日,继舅公又因芝麻屑事和父亲抬起了杠,由于父亲据理力争,丝毫没有对他让步的意思,最后弄到他面红耳赤。继舅公抬输了杠,恼羞成怒,愤而指责父亲不知尊重长辈,后来越说越火,祖父在一旁也指责父亲不应该和长辈争论。

  祖父的指责可能是为了缓和僵持不下的局面,但却未能使继舅公消气,反而使他气焰更甚。父亲见他不可理喻,不再多言,出门而去。


  此举更是令继舅公火冒三丈,一时走了被他呲骂的对像,心何休?

  次日上午,这位继舅公便雇了一辆独轮车去了日照县衙,并请人写了诉状,控告贺仁目无尊长,出言辱骂母舅,是为不孝之罪!

  这事在现在来讲,顶多算是顶撞长辈,扯不上孝不孝的罪名。当时在日照县衙门前,有二、三位所谓的黑讼师,专门替人代写诉状,虽然时代已经进入民国,已有六法全书,但是他们还是依照前清的律法条例来写诉状,根本不知道有六法全书的存在。

  日照县城距石臼所约二十华里(十公里)路,县衙差爷步行前来传讯父亲,回程时要求乘坐黄包车,父亲爽快地照办,在西门外叫了两辆车同去县城。


  抵达县城时正是掌灯时分,县长已回后衙休息,父亲和差爷均未用晚饭,于是就和差爷到县衙前的小馆用餐。父亲叫了一壶二锅头,切了半斤卤牛肉,又叫了两碗鸡汤面,请这位差爷享用。酒足饭饱之后,这位差爷大人可能觉得贺仁菴十分上道,不待父亲探问,就自动吐露案情:案子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刘子木告你不孝之罪,你有什么不孝的事情落在他手上吗?

  父亲回他:这怎么可能?他又不是我爹,我要孝他什么?他是旨在让我跑几趟公堂,藉此机会让我出丑罢了!再说不是我的亲母舅,他只是我继母的兄弟,案子既然不大,那我可否先找家客栈住下,明日开审时我再直接到大堂,行吗?


  差爷答道:这怕是不行,县衙是限我今日得传你到案的,因为路程远,往返费了点时间,我看这么办吧!你到我们班房住一晚,让我好交差,不过班头那里得打点一下,你是明白人,应该知道我的意思。父亲无奈,只好随他回了班房,打点了班头和差爷,待了一宿。

  又次日一大早,厉家庄子父亲的亲二舅,会同高家村父亲的姑丈高举人(高祝三),同乘黄包车齐至县府,欲了解县衙门是为何罪拘提父亲?恰巧遇到刘子木乘坐独轮车姗姗而至。

  原告、被告既然皆已到堂,县长随即开堂审案。

  县长看了刘子木的诉状,问他:贺仁菴是如何顶撞侮辱你的?

  刘子木回答:他蓄留长发,我只不过说了他几句,他就骂我是庄户孙(土包子)。父亲解释道:我没有骂他是庄户孙,我经常得去上海、青岛、大连等地坐庄营商,为了跟各商埠上的生意人打交道,入境随俗,所以也蓄了他们的发型(西装头),他却奚落我是长毛子(当年加入太平天国者不剃额发、不扎辫子,而清朝政府规定男子必须剃掉额发,蓄留辫子。因此老百姓都称太平天国之辈为长毛子)
,我蓄的发型也不是长毛子的发型,倘若我跟他一样剃个光头,那我到了上海做生意的时候,他们才会视我为庄户孙。我说的是我在外地的情况,我没骂他是庄户孙。

  县长又问刘子木:他骂你庄户孙是当着何人?

  刘子木答:是当着我姐夫和福春行的三位掌柜面前。

  县长道:那传他们来问问就知道了,都叫什么名字啊?

  刘子木一听,顿时犹豫了起来,嗫嚅着说:可不可以不要麻烦这些人?

  此时刘子木估计是想,当初告状只是为了教训父亲,没料到县长还要传问证人。如果证人实话实说,那么这场官司肯定是弄巧成拙。要是弄得姊夫和三位掌柜也得来过堂,那以后还有何脸面再见他们?

  县长说:那么还有谁能证明他骂了你?刘子木一时答不上话。

  县长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以舅父之尊告他不孝,我不得不查查是否真有其事。其实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唬弄了你外甥,也耍了我,实在可恶!我本可以杖责你二十大板,但因你是他长辈,又是原告,打了你对我的名声不好,此回且饶你一遭,回去吧!。

  刘子木本来盘算着以其母舅的身份,告个父亲侮辱长辈的不孝之罪,县长至少会训诫父亲一顿,再打个二十大板,让父亲出个丑,却压根儿没料到还会突然冒出

  个亲母舅和姑丈来。而这位县太爷当着高举人之面,不敢马虎审案,竟要他提出证人来,稍微迟疑了一下,就被县太爷看出个端倪,给了个没体面(难堪),自己的确是考虑不够周延此时心中的懊恼已经挂在脸上!不过官司虽然输了,但至少让父亲在班房蹲了一夜,也算是稍稍出了点气。

  自打此事发生后,父亲就不再去福春行当班了,虽然还是住在曾祖父留下来的老家里。祖父顿时发觉少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影响颇大,派戴连臣跑了几趟,劝父亲不要闹脾气,还是回福春行当大掌柜。

  父亲坚决不肯回去,对戴连臣说:有一位这样的舅舅不时来说三道四,搬弄是非,今后还不定要出什么大乱子,不如趁早离开。我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自己出去创业,闯荡一番,也许能有些作为。

  于是父亲便在来年(1925)年春天,以六千余银元的积蓄,成立了长记行,这一年,父亲已经三十八岁。

  第二部 风生水起

 
第四章 人生第一桶金

     闯关东


  一九二五年春,父亲在石臼所南门里的路西,赁到一处院落,有三间临街房屋,可作为店铺、账房之用,还有个院子,另有五间坐北朝南的北屋,除了保留二间营业用之外,另外三间可作为仓库,此处还算宽敞,也足敷一般进货使用。南面还有一排偏屋,可作为杂物间和厨房,这里就是长记行当年初创时期的院落,称为长记西院;长记发达后,父亲又在南门里的路东买了一处院落,称为长记东院,东、西两院合计约有2600余坪。

  长记初创时,父亲自己担任大掌柜,请了两位二掌柜,一位是戴献堂,负责内务和管帐,一位是费益堂,负责外务。还请了一位学徒贺椿林。贺椿林是我们是同宗的远房亲戚、他的妻子是大妈的外甥女,人很溜透,读过几年私塾,会骑脚踏车。那个年代,会骑脚踏车也算是一手独门技术。

  由于父亲手头资金不丰裕,因此一开始只从江南办了几批茶叶、花笺纸、大米、洋布等杂货运回石臼所出售,业务不算理想,年终结算,净盈余只有大约六百银元,不符合能赚个对本的期望。

  父亲检讨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没有自己的运输船,运费占去太多成本;其二是鲁南地区连年大旱,粮价腾贵,民不聊生,老百姓都勒紧裤带,不敢消费。除了粮食价格上涨之外,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反而下跌。

  1926年开春,石臼所聚集了数百名欲往东北的旅客,自石臼所搭乘日本人的小火轮,海州丸阴歧丸至青岛,再由青岛转乘往大连之轮船,到东北谋生。此时父亲为求多方开源,也带了三千元银钞和银票去大连看看有何可为之机会。

  父亲在大连安顿妥当后,随即拜访了福春行的故旧客户。寒暄一番,客套既毕,三句话离不开生意人的本行,互问去年发了什么财?这位粮商叹了一口气,说:去年只有山东来的米、苏浙来的大米有些利润,本地出产的高粱至今还不能回本,甚至前年的存粮也还未能全部出清,而去年又是丰收年,以至于高粱价格跌至种植成本以下,同业全都不敢收货,因为存久了会发霉,那就血本无归了!农户的粮食卖不出去,一片叫苦连天!


  

  (附图:吉林省公主岭堆积如山的粮包)

  究其远因,是几年前即有大批来自山东的农民到东北开垦,高粱种植面积数年之间成数十倍增长,造成供过于求,导致粮价下跌。此时粮商希望父亲能购买几批存粮,并愿意以成本价卖出。父亲又陆续拜访了其他几位粮商,全都是一个论调。

  东北地区即所谓的「关」,是指山海关(万里长城东边的起点)以东,又称为关外,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之总称。清咸丰年间,满清政府曾施行种族等级隔离制度,禁止汉人移民其龙兴之地。但其兵制下的八旗及眷属大都移居关内,而关外地广人稀,土质肥沃,清末就已开始雇用汉民前往协助当地农耕。而山东地区因连年兵祸,蝗虫肆虐,天灾频传,造成严重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为求活命,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关东开垦荒地养家活口。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

  迨至光绪年间(1897)清廷终于正式解除东北禁令,使得汉人闯关东的人数达到了高峰期。到了1910年,单单山东地区闯关东达千万以上,是历史上山东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那个年代,百姓没有节育的概念,也没有节育的方法,多子多孙是好福气,一对夫妻在几十年之间就成了一个大家族。然而土地就那一块,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眼看实在过不下去的人,只好卖了那块薄田,屏当一切筹点旅费去闯关东。到了关外,男人多半去做苦力之类的活儿,能养家活口吃顿饱饭就行了。环境熟悉后再去开垦荒地,向早年来此已有小康之局的同乡借点粮食种子去耕种。

  既已开垦了自己的土地,种植何种作物为佳呢?此地农作物以高粱和大豆为主,大豆是副食品,可用来榨油,做酱油、豆腐之用。而高粱则是主食,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二餐得食用高粱,同时又是酿酒的主要原料,需求量颇大。所以当时的农作物中百分之九十都是高粱,大豆祇占百分之十。

  于是大家不约而同都去种植高粱和大豆(不去重植其他作物的另一原因,乃因此处地处寒带,每年农历十月就开始降雪,田地全都结冻,其他农作物无法收成)。以致高粱产量大增,无处销售。大豆尚可降价求售,油商可以增加产量榨油,但是高粱无论价格降到多低也无法增加销量。原因是载货来大连的回头船,回到家乡后是将高粱卖给酿酒业者,而酒坊限于设备无法增购,倘若运回日照,除酿酒外也可供人食用,若运去苏、浙一带,除酿酒外,无人食用,因当地盛产之大米比高粱好吃许多。

  大部分的山东人和关东人一样,也是食用高粱的,烙煎饼、贴饼子全都用得上。将高粱掺上三分之一的小麦或小米、玉米、地瓜等,磨成糊状,用一个半月型的木片,在一个直径六十公分圆形的鏊子上,括着摊开后再括烙成约半公厚的薄片。一次烙个百余张,烙好之后随手折成六层大小,以方便存放,可放置数日不会坏。在日照,无论穷、富人家都少不了吃煎饼。

  山东地区也大量种植高粱,每年五、六月时遍地的青纱帐指的就是高粱,高粱杆高度有八尺,因此被称为粱,又称为秫秫,除了酿酒之外,也是山东人的主食之一。

  一般日照人在吃煎饼时,是将煎饼卷着炒菜或是豆沫子(又称小豆腐,是以黄豆磨成渣加上萝卜丝再加上炼过的猪油渣和葱花一起炒香的一道菜)我们家都是将煎饼摊上葱花和鸡蛋煎成两面金黄色再切成块,又香又酥,非常好吃。最简单的吃法是卷上一根大葱配上自家腌的咸香椿芽就着吃。

  若是将高粱加少许黄豆一起泡水,磨成糊状,摊在手掌上,贴在锅子四周,锅子中间煮着菜,可能是荳夹子、南瓜、敏豆、茄子之类的,这叫做吃饼子,这一锅,饭也有了、菜也有了,一般乡下农家经常这么吃。

  高粱在日照既是重要的粮食,需求量就大,但年成不好时,农户自己吃都不够,加上鲁南大旱已久,根本没有余粮卖给酒坊酿酒,导致酒价跟着水涨船高。

  当时也有船专程放空去大连载运高粱回日照,购进成本虽然较本地便宜,但是加上往返的船运费后,价格也不便宜,因此市售高粱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苏、浙一带同样是以高粱酿酒,帆船商号通常是在运送大米进京的货船回程时,到大连装上一船高粱回去销售。由于航次固定,载货量也固定,因此苏、浙一带的酿酒业者向来都是以高价买进高粱。

  平粜和发迹

  父亲得知大连高粱因滞销而囤积了大量的库存,粮商们个个一筹莫展,随即电令留守长记的戴献堂,速查日照市售高粱的价格。隔日接获回电,每吨为二十八银元。

  而大连的高粱,每吨已跌至85角,倘若加上分装用的全新麻袋成本(每个5角,一吨分装十包,换算麻袋钱每吨五元),每吨还不到14银元,低于日照高粱市价之半。而去年丰收加上前年之存粮,价格还可能更低。

  此时,商业眼光独到的父亲,见到两地高粱价差居然如此悬殊,立发现商机之所在。

  父亲思索,若将带来的三千银钞,购买一百八十吨的高粱,再包租一艘小船运回日照,按市价出售,每月两趟,这样一个月可立赚三千银元,利润已是相当诱人。但若是租一艘大船,一趟载个几百吨高粱,以大连的高粱成本价加上船租费用,在日照平价出售,而回程则可载运闯关东的旅客。大船一趟估计可以载运几百名旅客,

  当时日照到青岛的船票是一元二角,青岛至大连则是四元八角,一个闯关东旅客的船资就是6元,利润肯定超过三千多元。

  接着父亲随即到大连港边物色到了一艘八百吨的客货轮永昌轮(坊间有人指称这艘轮船是日本船,事实上并不是,依照1900年颁布的的日本船舶法处理程序条例规定,船家在命名时得在船名末加上字。因此日本的商、渔船都是OO),正泊在大连港内的浮筒边(若干漂浮在海面上的密闭金属筒以铁锚固定用来系船,若船未载货时通常泊于此种浮筒,以节省泊船费用),并找到该船代理行,洽询租船事宜,经代理行询问后,上海船东愿依当时租船行情价租给父亲,但一次得租半年,租金可按月支付。

  当时的运费,由大连运粮至石臼所,每吨运费是3元,这是单次载运的价格,若是数量多、次数又多时还可议价。倘若包租一艘船,租金是船价的十分之一,视船龄也可再议价。煤、水、薪资等则由承租者负担。

  而当时二手轮船价格,八百吨的永昌轮船价是十六万银元(每吨二百银元),因此每年租金是一万六千元,折算每月租金为一千三百三十三元。初估每个月至少可以往返三个航次,每个航次租金约为四百四十四元,换算每吨高粱运费不到一元。

  随后,父亲又与几位粮商协谈,表示自己不讨价还价,愿意以每吨十三元五角的价格购买高粱五百吨。但是有两个条件:由于父亲身上只有三千银元现钞,还得先付租船和上煤、上水的费用,因此希望粮商能以延期十五天的银票做为担保。另一个条件是,必需以全新麻袋重新包装高粱,每个麻袋装一百公斤,只能有百分之一的误差,以便运回日照时不须过磅即可迅速销货,这样才有可能在四、五个月内销完所有存粮。

  各粮商讨论之后,都认为这个计划可行,贺仁菴和他们是有着十余年交易往来的老主顾了,又是一家殷实商号的少东,是可以信赖的,而这也是可将存粮立即出脱的唯一办法,于是大家都愿意配合。

  货源、船运安排妥当后,父亲又打了一通电报回石臼所,让戴献堂和费益堂持电报至日照县府呈报:长记行愿意拿在大连购入之高粱用全新麻袋包装,以每吨十四元五角在日照做平粜粮食出售(包括大连运至石臼所,每吨一元的运费),只做批发,不零售。

  至于麻袋钱,则是因为在日照,通常购粮者本来就必须自备麻袋装粮,现在麻袋转由长记提供,所以长记出售高粱的价格十分合理。

  由于粮价仅为日照市价之半,县府为了促成这件事,立即张贴了公告:长记行愿以每吨十四元五角做平粜高粱。这个公告,在当时立刻成了日照县城轰动一时的新闻。

  这个字,现在很多人都不认得了,因为几乎已经没人使用了,这个字念是农业社会时代出售米麦粮食的习惯用字,这个字的一半是米和出,望文生义和粮食脱不了干系比方说:我今天去赶集,粜了二百斤小麦,通常不会说我卖了若干小麦。和这个字相反的是(音:迪),是购买粮食的意思,这两个字都仅限于用在买卖粮食上,如果你说:我今天粜了五十斤白菜,籴了五斤猪肉回来,那就闹笑话了!

  所谓平粜是指在甲地购入的粮食,运到乙地时,仍以甲地之价格仅加上运费出售,不另加利润。一般只有在荒年时由官府或富商巨贾出面承办,做为救济性的措施,因为无利可图,所以极少有人愿意办理。

  而父亲当时只是个小商人,手中并没有大笔巨款,但是有累积了十余年的营商信用及广阔的人脉和独到的眼光,这才是经商最大的本钱。

  经商当然得有营利,通常在甲地以一元成本购得的货物,运到乙地加上运费至少得售二元以上。以每吨十三元五角购入的高粱,如果运到日照,将价格订在二十四或二十五元一吨,已算是倾销,应该很快可以售完,但恐怕无法造成轰动。既然运粮的目的旨在能够使用无须自己负担运费的船,来载运不断涌入关东的人潮,那不如放手不在粮价上赚钱,还能做公益回馈乡亲。

  父亲在签约租船后的当晚,立即打电报回长记,约略估算了轮船抵达石臼所的

  时间,请戴献堂和费益堂他们,尽速准备十二艘以上的驳船和二十余名苦力,以备卸货所需。另外,也紧急扩充人手,父亲要戴献堂邀请王子良、王宴初、贺茂林、裴静安、贺子章等五位友人加入长记,他们原来都是在石臼所其他商号担任大掌柜或二掌柜的,做事能干又勤快,贺子章虽不识字,但向来以好口才着称,他原来是在石臼所西门一带专门帮客栈拉客人,顺便帮船行揽货,所以委由他全权在客栈招揽欲搭船往大连的旅客。

  接下来,还得尽速准备三种船票:

  一、石臼所至青岛;

  二、青岛至大连;

  三、石臼所至大连。

  因为从石臼所到大连的船,必须得在青岛上水、上煤,同时也在这里上、下客。

  由于当时石臼所并无印刷厂,变通的办法是刻了三个上面注有长记行但抵达不同港口的大印章,盖在如纸钞般大小的毛头纸上,由戴献堂、费益堂、贺椿林等人一起协助,以朱红色的印泥先盖了总数约八百张的船票,交给戴献堂收在银柜里。

  各种确认事项耽搁了些时间,到了当天下午二时才开始上儎粮包。五百吨的高粱上儎约需五个小时,然后再上煤、加水又耗去两小时,此时已是当晚九时了。由大连至石臼所的航程大约需要二十八小时,为了配合在清晨时分抵达石臼所,所以次日凌晨三时才开船启航。

  第三天清晨,父亲随永昌轮抵达石臼所,看到岸上像是赶集似的挤满了人潮和独轮车,人声鼎沸。海面上还泊着好几艘三桅风船和十几艘的一丈八小船,心中顿时放心不少。这一路上,他一直顾虑着这五百吨的货不知多久才能卖完,从未想到还有开着小沙船直接来买粮的人,甚至为了抢购粮包而起争执。

  船是租来的,能省下一日的时间,就省下一天的租船成本。不在粮价上赚钱,只要能造成销售热潮,让粮包运至石臼所时以船边交货的方式,迅速腾空船舱,就能马上载客。

  ﹁船边交货﹂是当时轮船行最常用的方式,货船将货卸在码头上,由买主前来买货,并自行负担从码头至目的地的费用,如果当地没有码头,则由买主自雇驳船或由船行代雇,转运至岸边,再由苦力扛上岸。每艘驳船一次可载二吨,包括苦力的费用在内,每吨二元,由买主负担。

  当时的石臼所、涛雒等地都没有码头,轮船抵达后,锚得泊在距离岸边七、八百公尺之处,再以驳船转运上岸。倘若买主未能如期提货,则会先将粮包卸至临时场所,再加收因未能立即提货所衍生的费用,之后粮包若有受潮、失窃等事情发生,船主一概不负任何责任。此条款在买主的提货单上已清楚注明。

  而当时的行规是轮船抵达时间,除非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否则不得超过预定时间四小时以上。

  但这批货如果当日未售完,则需暂存岸边之临时场所,若因此失窃或受潮等损失,得由长记自行负责,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场所存放。1919年,父亲帮祖父做了一场成功收购劈猪的生意,在石臼所海崖头边的土地上筑了三间棚屋。此时这些棚屋全都空着,腌猪池的木板也都已经盖上,正好可以用来做为长记临时堆放粮包的场所,除了直接以小船前来购粮的,其他粮包一律运到此处集中。

  两位掌柜站在粮包边上,一人收款记账,另一人点交粮包,购到粮包者可以先堆置在此,再装上独轮车自己看管,不会和别人的混在一起。大门外还有一位监看者,随时注意场内售货的情况,并指示苦力将粮包放置在何处。这个场地还算大,除了堆置粮包外,同时可以停放五十辆独轮车,一台独轮车一次可以载两个各一百公斤的粮包。

  此时永昌轮上也有两位掌柜,也是一人收款记账,另一人点交粮包,由船的左舷将粮包直接吊到船边买主的小船上。船的右舷为驳船,另外将一部分粮包卸下送到海崖头的棚屋,船的两边四个吊杆同时卸,自清晨八时开始至下午四时,已卸四百吨左右的粮包,岸上和海崖头的临时栈房也差不多将这粮包售完了。

  第四日的上午,五百吨的高粱已全部售罄,并已清空船舱,四百位预搭船往青岛、大连的旅客,全都登上了船。父亲由费益堂陪同,将粮款、船票全带上船出发,先到青岛上水、上煤。待到第五天上午,又有约二百名旅客上船,他们多半是搭乘胶济铁路的火车到青岛要去闯关东的。船于当日上午九时自青岛起程,第二天上午十时抵达大连,算算时间费了六日半,不到七日。如此算来,一个月往返四个航次应该没有问题。

  父亲将带来的船票收入全给了粮商,不敷之数仍然欠着,前面作为担保的银票则是拿回来了,此时已经不用再开银票保证了。照这样看来,不出一个月,自备的款项已经足以支付一船六百吨高粱的货款了。八百吨的「永昌轮」其实载货量最多只能上儎六百吨,因为还得腾出二百吨的空间,做为上煤、水的重量。

  一开始跑的两趟,由于作业流程不够熟悉,多费了些时间,自第三个航次后,出售粮包和船票都已上轨了。所以从大连运粮至石臼所卸货后随即上客开船,再开至青岛上、下客及上煤、上水后直航大连。此时也无需等待售粮货款全部收齐才上客开船,节省了很多时间,一个月往返四个航次还用不完。

  而前来抢购便宜高粱的买家,甚至往南延伸到了苏北的燕尾港、射阳、阜宁一带。原本江苏一带的酿酒业者都得等货船从大连载回高粱,现在许多买主索性直接派风船等在石臼所,粮价和在大连购粮的价格也相仿。

  消息很快传了开来,不仅山东一带欲闯关东的旅客将石臼所做为启程口岸,来自莒县、沂水、蒙阴、苏北等地要闯关东的人,也都到石臼所乘船,每日旅客少则三、四百人,多则五、六百人。

  父亲原本估计这个生意能做上三、四个月,现在做了五个多月还欲罢不能。大连粮商也松了一口气,因为长记大量购买高粱,将他们的存粮差不多都出清了,粮价也开始回升。而日照地区则因开春以来雨水调和,估计秋收后不会缺粮,顺利的度过了这段粮荒期。

  父亲也因此为自己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十万大洋。接着又买下了南门里路东的院落,扩充门面及经营规模,并将长记行改名为长记轮船行,开始正式经营海上客、货运输事业。


   感谢阅览,精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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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4 12:52 | 显示全部楼层
由于青岛论坛多次发帖未过,请坛友至日照论坛阅览此书后续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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