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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船王 贺仁菴》 全书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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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0 07: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华北船王 贺仁菴》 全书连载(二)
 第二章江北第一桅

  
福春行

  福春行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1931年父亲又买了一艘在当时被称为江北第一桅五桅帆船送给祖父,自此开始福春行便拥有三艘大帆船。

  话说1931年秋,悍匪刘桂堂率众匪徒攻陷了日照城,城内富户全都避走他处,由于此时父亲已在青岛设立了长记轮船行总行,祖父便搭乘了他的福增茂至青岛避难。某日祖父到小港边看福增茂时,正好看到泊在一旁的大永利号帆船。

  这艘五桅大帆船是由上海造船厂打造的,用料做工均十分考究,祖父对它夸赞不已,船上的伙计听到后回去告诉了船主,也就是当时的上海商界闻人郭海山(曾任职于上海英租界水警营缉私队,并藉职务之便,收取保护费,后与杜月笙结拜为把兄弟)

  由于早年父亲在福春行当大掌柜前往上海坐庄时,即与青帮名人物杜月笙有业务上的往来后来父亲成立了长记轮船行,依照当时的行规,所有进入上海的任何船只都必须缴交一定比例的规费给青帮,因为青帮掌握了上海码头工会,并负责保护船只从上海到青岛海上往来航行的安全,避免遇到海盗打劫。而杜月笙又是青帮中的重量级人物,因此双方往来十分密切,既是同业,年又相仿,因此逐渐成为好友。

  1930年,郭海山因走私大烟土,遭禁烟司令吕战彪缉获,行将判刑。此时郭老板打听到父亲与吕战彪私交甚好,因此带了杜月笙的亲笔信函来找父亲,父亲看在和杜月笙的交情份上,帮郭海山解决了这个大,郭海山也承诺不再走私大烟土。

  这事过后,郭海山始终觉得欠父亲一个人情,虽知父亲只经营轮船航运,但也知道祖父仍在经营帆船运输事业,而此时他已打算卖掉帆船改做轮船生意,于是就把大永利号半送半卖给了父亲。

  父亲买了这艘船后,把船送给了祖父,祖父将船改名为福永茂,匪患过后,祖父把两艘船都开回了石臼所,1949年这艘船还航行到了台湾。

  福永茂约有136吨,使用的料是最上等的福杉(早年中国打造帆船的木材几乎都是「福杉,产自福建深山里福杉高度可达80尺,直径3-5尺不等,杉有一项特点是耐水不易腐烂,所以大帆船使用的木料全是福州杉木,(上海人称帆船为沙船,就是由沙木所造的船沙木就是杉木,字典中语音为)这艘船籍港登记在上海和青岛两地,是当时长江流域航行的帆船中最大的一艘,因此被称为江北第一桅

  我国早年并没有所谓船只吨位的量法,都是以能载多少豆饼来计算大风船的总吨位,每片豆饼重约36(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开始,1斤是600)。福永茂可载豆饼6300片,因此换算吨位约为136吨。

  另有一种计算大帆船吨位的方法,是以该船能装载官斛多少的大米来计算。当时官斛所设的标准:一石=二斛、一斛=五斗、一斗=十升、一升=十合。这是从前东南省份自京杭大运河漕运米粮至京城时,所用的计算方式但因东北地区不产米,所以无法以米粮来衡量船只吨位,因此自大连南下迄至上海都是以装载多少豆饼来计算船的吨位。

  帆船因为完全得靠风力才能行驶,所以又称为风船。是一种近似长方形的大船。古称舳舻,船头叫,船尾叫舳舻千里是形容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船多到首尾相连有千里之长,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

  清明上河图中可窥见,我国早年的运输船全都是这种船,船艏和船艉只比船身略为窄一点,也就是船艏、船艉几乎是齐平的,没有刃型的艏艉,虽然水的阻力很大,但因为船也够大,船的篷桅()有五枝之多,因此可以航行在海中,不怕风浪。

  这种大风船的设计遇到顺风时航速有七、八浬之多,如果海流顺水,航速最快可达十浬,若遇到旁风时,就得减去一、二浬,遇到逆风时,船速就更慢了,大约只有四、五浬。有人说风船在旁风时无法航行,事实上即使是旁风也是可以行驶的。比如从上海出发的船,经黄浦江进入长江(90),若旁风不能行驶,则根本无法驶入长江口大风船不但旁风时可以行驶,甚至遇到逆风时也可以字型的航路调樯行驶,否则船在大海中任风吹飘,十分危险,一般玩风帆的人都会这一手。

  大风船有分专门航行内河的和航海的两种,打造的方式都是依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船图和技术来造的,两种船都没有龙骨,中国早年的风船全都没有龙骨。因为老祖宗的造船技术没打算造很大的船,即使航行于海上的风船最大也只能造150吨。

  谐音,因此我们家是不准说的,吃鱼时也不说翻面吃,因为也有翻船的意思,而是称过来。也不准说了都是说了。

  第三章创业之路

  长记行


  宣统二年(1910)年,父亲二十三岁时,曾祖父过世,父亲的三位姑姑又先后出阁,父亲在家中顿失依靠。祖父又偏爱继祖母生的儿子,继祖母也经常有意无意为了一些琐事,挑拨祖父与父亲间的父子情感,父亲虽然极为孝顺,但多年下来心中难免有些疙瘩,因此逐渐萌生独立创业的想法。

  父亲十八岁至福春行学生意,二十四岁当上了大掌柜,被祖父派往上海、青岛、大连等地坐庄负责经营福春行的各项买卖,从出售劈猪、米(花生),到采购高粱、大豆、茶叶、大米、各种纸类及华、洋货等选货、议价,以及海上运输成本等等,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由于农产品的质量会因每年气候变化而受到影响,因此选购时必须非常仔细。当时检视高粱和大豆的方法,是先从要购买的高粱或大豆粮包中随机抽出数十包,再用一根大约一尺长、原子笔粗细,开着口的探针插入粮包内,当探针抽出时,针会夹带些许高粱或大豆,再将这些高粱、大豆摊在纸上,一粒一粒检查饱满度和成熟度,然后再以合格品的比例估算粮质量,再行议价。

  而检查茶叶质量的好坏,除了得每包都打开检查叶片是否完整外,还实际冲泡试喝。因此父亲也累积了多年的品茶心得,对茶叶十分内行,一喝就知是否为上等好茶。

  
由于福春行既是老客户,又是花生米的供货商,大连粮商为了维持信誉,都会先筛选过,不会将夹杂次级品的粮食卖给福春行,但是父亲还是坚持例行的检查工作绝对不能马虎。而上海的供货商也因为要保住生意不断,都会将上等好货留给福春行。

  在这十多年的岁月中,父亲充分展现了他在经营生意上的天份,加上个性豪迈又重诚信,因此在南、北各界商埠中颇有信誉。又因手腕灵活、胆大心细、热心助人,几年下来结交了许多各地商贾仕绅、达官显要,不但视野开阔,人脉亦广。

  父亲初至福春行学生意时,每月的工资是二十银元(当时我家觅汉每月工资三到五元不等),后来被升为大掌柜,派至外埠坐庄时,每月工资增
为三十银元,食宿和交际应酬等花销可以另外报账,但年终并无分红。父亲自幼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所有的工资都存了起来,可是十多年下来,也只攒了六千余银元,距离自己想创业的资金仍显不足。直到有一次来自我们继舅公的无理官司,父亲终于下定决心离开福春行,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继祖母的弟弟刘子木,也就是父亲的继舅舅,当年在石臼所是一个风评欠佳的人。

  我的大妈也曾提到过这位继舅公,时常借故到他家前面的同丰行聊天,顺便解
手。同丰行的后院堆置了许多柴火,每回他去解手时,就顺便把柴火往自家院子里丢,有一回丢柴火时正好丢到他家觅汉头上,当场打破了头,血流不止,他也没赔人家钱,不了了之。

  这位继舅公几乎每天傍晚时分都会晃荡到福春行,除了和祖父闲聊之外,顺便吃顿免费的晚饭,再叨扰姊夫一壶好酒。倘若遇到父亲在场时,经常以其母舅之尊颐指气使,不时出言挑拨我家事务,因此父亲对他观感十分不佳,但身为祖父的长子,也只能忍气吞声。


  如此过了十多年,民国十三年七月间某日,继舅公又因芝麻屑事和父亲抬起了杠,由于父亲据理力争,丝毫没有对他让步的意思,最后弄到他面红耳赤。继舅公抬输了杠,恼羞成怒,愤而指责父亲不知尊重长辈,后来越说越火,祖父在一旁也指责父亲不应该和长辈争论。

  祖父的指责可能是为了缓和僵持不下的局面,但却未能使继舅公消气,反而使他气焰更甚。父亲见他不可理喻,不再多言,出门而去。


  此举更是令继舅公火冒三丈,一时走了被他呲骂的对像,心何休?

  次日上午,这位继舅公便雇了一辆独轮车去了日照县衙,并请人写了诉状,控告贺仁目无尊长,出言辱骂母舅,是为不孝之罪!

  这事在现在来讲,顶多算是顶撞长辈,扯不上孝不孝的罪名。当时在日照县衙门前,有二、三位所谓的黑讼师,专门替人代写诉状,虽然时代已经进入民国,已有六法全书,但是他们还是依照前清的律法条例来写诉状,根本不知道有六法全书的存在。

  日照县城距石臼所约二十华里(十公里)路,县衙差爷步行前来传讯父亲,回程时要求乘坐黄包车,父亲爽快地照办,在西门外叫了两辆车同去县城。


  抵达县城时正是掌灯时分,县长已回后衙休息,父亲和差爷均未用晚饭,于是就和差爷到县衙前的小馆用餐。父亲叫了一壶二锅头,切了半斤卤牛肉,又叫了两碗鸡汤面,请这位差爷享用。酒足饭饱之后,这位差爷大人可能觉得贺仁菴十分上道,不待父亲探问,就自动吐露案情:案子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刘子木告你不孝之罪,你有什么不孝的事情落在他手上吗?

  父亲回他:这怎么可能?他又不是我爹,我要孝他什么?他是旨在让我跑几趟公堂,藉此机会让我出丑罢了!再说不是我的亲母舅,他只是我继母的兄弟,案子既然不大,那我可否先找家客栈住下,明日开审时我再直接到大堂,行吗?


  差爷答道:这怕是不行,县衙是限我今日得传你到案的,因为路程远,往返费了点时间,我看这么办吧!你到我们班房住一晚,让我好交差,不过班头那里得打点一下,你是明白人,应该知道我的意思。父亲无奈,只好随他回了班房,打点了班头和差爷,待了一宿。

  又次日一大早,厉家庄子父亲的亲二舅,会同高家村父亲的姑丈高举人(高祝三),同乘黄包车齐至县府,欲了解县衙门是为何罪拘提父亲?恰巧遇到刘子木乘坐独轮车姗姗而至。

  原告、被告既然皆已到堂,县长随即开堂审案。

  县长看了刘子木的诉状,问他:贺仁菴是如何顶撞侮辱你的?

  刘子木回答:他蓄留长发,我只不过说了他几句,他就骂我是庄户孙(土包子)。父亲解释道:我没有骂他是庄户孙,我经常得去上海、青岛、大连等地坐庄营商,为了跟各商埠上的生意人打交道,入境随俗,所以也蓄了他们的发型(西装头),他却奚落我是长毛子(当年加入太平天国者不剃额发、不扎辫子,而清朝政府规定男子必须剃掉额发,蓄留辫子。因此老百姓都称太平天国之辈为长毛子)
,我蓄的发型也不是长毛子的发型,倘若我跟他一样剃个光头,那我到了上海做生意的时候,他们才会视我为庄户孙。我说的是我在外地的情况,我没骂他是庄户孙。

  县长又问刘子木:他骂你庄户孙是当着何人?

  刘子木答:是当着我姐夫和福春行的三位掌柜面前。

  县长道:那传他们来问问就知道了,都叫什么名字啊?

  刘子木一听,顿时犹豫了起来,嗫嚅着说:可不可以不要麻烦这些人?

  此时刘子木估计是想,当初告状只是为了教训父亲,没料到县长还要传问证人。如果证人实话实说,那么这场官司肯定是弄巧成拙。要是弄得姊夫和三位掌柜也得来过堂,那以后还有何脸面再见他们?

  县长说:那么还有谁能证明他骂了你?刘子木一时答不上话。

  县长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以舅父之尊告他不孝之罪,我不得不查查是否真有其事。其实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唬弄了你外甥,也耍了我,实在可恶!我本可以杖责你二十大板,但因你是他长辈,又是原告,打了你对我的名声不好,此回且饶你一遭,回去吧!。

  刘子木本来盘算着以其母舅的身份,告个父亲侮辱长辈的不孝之罪,县长至少会训诫父亲一顿,再打个二十大板,让父亲出个丑,却压根儿没料到还会突然冒出

  个亲母舅和姑丈来。而这位县太爷当着高举人之面,不敢马虎审案,竟要他提出证人来,稍微迟疑了一下,就被县太爷看出个端倪,给了个没体面(难堪),自己的确是考虑不够周延此时心中的懊恼已经挂在脸上!不过官司虽然输了,但至少让父亲在班房蹲了一夜,也算是稍稍出了点气。

  自打此事发生后,父亲就不再去福春行当班了,虽然还是住在曾祖父留下来的老家里。祖父顿时发觉少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影响颇大,派戴连臣跑了几趟,劝父亲不要闹脾气,还是回福春行当大掌柜。

  父亲坚决不肯回去,对戴连臣说:有一位这样的舅舅不时来说三道四,搬弄是非,今后还不定要出什么大乱子,不如趁早离开。我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自己出去创业,闯荡一番,也许能有些作为。

  于是父亲便在来年(1925)年春天,以六千余银元的积蓄,成立了长记行,这一年,父亲已经三十八岁。

  第二部 风生水起

  第四章 人生第一桶金

  闯关东

  一九二五年春,父亲在石臼所南门里的路西,赁到一处院落,有三间临街房屋,可作为店铺、账房之用,还有个院子,另有五间坐北朝南的北屋,除了保留二间营业用之外,另外三间可作为仓库,此处还算宽敞,也足敷一般进货使用。南面还有一排偏屋,可作为杂物间和厨房,这里就是长记行当年初创时期的院落,称为长记西院;长记发达后,父亲又在南门里的路东买了一处院落,称为长记东院,东、西两院合计约有2600余坪。

  长记初创时,父亲自己担任大掌柜,请了两位二掌柜,一位是戴献堂,负责内务和管帐,一位是费益堂,负责外务。还请了一位学徒贺椿林。贺椿林是我们是同宗的远房亲戚、他的妻子是大妈的外甥女,人很溜透,读过几年私塾,会骑脚踏车。那个年代,会骑脚踏车也算是一手独门技术。

  由于父亲手头资金不丰裕,因此一开始只从江南办了几批茶叶、花笺纸、大米、洋布等杂货运回石臼所出售,业务不算理想,年终结算,净盈余只有大约六百银元,不符合能赚个对本的期望。

  父亲检讨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没有自己的运输船,运费占去太多成本;其二是鲁南地区连年大旱,粮价腾贵,民不聊生,老百姓都勒紧裤带,不敢消费。除了粮食价格上涨之外,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反而下跌。

  1926年开春,石臼所聚集了数百名欲往东北的旅客,自石臼所搭乘日本人的小火轮,海州丸阴歧丸至青岛,再由青岛转乘往大连之轮船,到东北谋生。此时父亲为求多方开源,也带了三千元银钞和银票去大连看看有何可为之机会。

  父亲在大连安顿妥当后,随即拜访了福春行的故旧客户。寒暄一番,客套既毕,三句话离不开生意人的本行,互问去年发了什么财?这位粮商叹了一口气,说:去年只有山东来的米、苏浙来的大米有些利润,本地出产的高粱至今还不能回本,甚至前年的存粮也还未能全部出清,而去年又是丰收年,以至于高粱价格跌至种植成本以下,同业全都不敢收货,因为存久了会发霉,那就血本无归了!农户的粮食卖不出去,一片叫苦连天!


  

  (附图:吉林省公主岭堆积如山的粮包)

  究其远因,是几年前即有大批来自山东的农民到东北开垦,高粱种植面积数年之间成数十倍增长,造成供过于求,导致粮价下跌。此时粮商希望父亲能购买几批存粮,并愿意以成本价卖出。父亲又陆续拜访了其他几位粮商,全都是一个论调。

  东北地区即所谓的「关」,是指山海关(万里长城东边的起点)以东,又称为关外,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之总称。清咸丰年间,满清政府曾施行种族等级隔离制度,禁止汉人移民其龙兴之地。但其兵制下的八旗及眷属大都移居关内,而关外地广人稀,土质肥沃,清末就已开始雇用汉民前往协助当地农耕。而山东地区因连年兵祸,蝗虫肆虐,天灾频传,造成严重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为求活命,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关东开垦荒地养家活口。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

  迨至光绪年间(1897)清廷终于正式解除东北禁令,使得汉人闯关东的人数达到了高峰期。到了1910年,单单山东地区闯关东达千万以上,是历史上山东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那个年代,百姓没有节育的概念,也没有节育的方法,多子多孙是好福气,一对夫妻在几十年之间就成了一个大家族。然而土地就那一块,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眼看实在过不下去的人,只好卖了那块薄田,屏当一切筹点旅费去闯关东。到了关外,男人多半去做苦力之类的活儿,能养家活口吃顿饱饭就行了。环境熟悉后再去开垦荒地,向早年来此已有小康之局的同乡借点粮食种子去耕种。

  既已开垦了自己的土地,种植何种作物为佳呢?此地农作物以高粱和大豆为主,大豆是副食品,可用来榨油,做酱油、豆腐之用。而高粱则是主食,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二餐得食用高粱,同时又是酿酒的主要原料,需求量颇大。所以当时的农作物中百分之九十都是高粱,大豆祇占百分之十。

  于是大家不约而同都去种植高粱和大豆(不去重植其他作物的另一原因,乃因此处地处寒带,每年农历十月就开始降雪,田地全都结冻,其他农作物无法收成)。以致高粱产量大增,无处销售。大豆尚可降价求售,油商可以增加产量榨油,但是高粱无论价格降到多低也无法增加销量。原因是载货来大连的回头船,回到家乡后是将高粱卖给酿酒业者,而酒坊限于设备无法增购,倘若运回日照,除酿酒外也可供人食用,若运去苏、浙一带,除酿酒外,无人食用,因当地盛产之大米比高粱好吃许多。

  大部分的山东人和关东人一样,也是食用高粱的,烙煎饼、贴饼子全都用得上。将高粱掺上三分之一的小麦或小米、玉米、地瓜等,磨成糊状,用一个半月型的木片,在一个直径六十公分圆形的鏊子上,括着摊开后再括烙成约半公厚的薄片。一次烙个百余张,烙好之后随手折成六层大小,以方便存放,可放置数日不会坏。在日照,无论穷、富人家都少不了吃煎饼。

  山东地区也大量种植高粱,每年五、六月时遍地的青纱帐指的就是高粱,高粱杆高度有八尺,因此被称为粱,又称为秫秫,除了酿酒之外,也是山东人的主食之一。

  一般日照人在吃煎饼时,是将煎饼卷着炒菜或是豆沫子(又称小豆腐,是以黄豆磨成渣加上萝卜丝再加上炼过的猪油渣和葱花一起炒香的一道菜)我们家都是将煎饼摊上葱花和鸡蛋煎成两面金黄色再切成块,又香又酥,非常好吃。最简单的吃法是卷上一根大葱配上自家腌的咸香椿芽就着吃。

  若是将高粱加少许黄豆一起泡水,磨成糊状,摊在手掌上,贴在锅子四周,锅子中间煮着菜,可能是荳夹子、南瓜、敏豆、茄子之类的,这叫做吃饼子,这一锅,饭也有了、菜也有了,一般乡下农家经常这么吃。

  高粱在日照既是重要的粮食,需求量就大,但年成不好时,农户自己吃都不够,加上鲁南大旱已久,根本没有余粮卖给酒坊酿酒,导致酒价跟着水涨船高。


  当时也有船专程放空去大连载运高粱回日照,购进成本虽然较本地便宜,但是加上往返的船运费后,价格也不便宜,因此市售高粱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苏、浙一带同样是以高粱酿酒,帆船商号通常是在运送大米进京的货船回程时,到大连装上一船高粱回去销售。由于航次固定,载货量也固定,因此苏、浙一带的酿酒业者向来都是以高价买进高粱。

  平粜和发迹

  父亲得知大连高粱因滞销而囤积了大量的库存,粮商们个个一筹莫展,随即电令留守长记的戴献堂,速查日照市售高粱的价格。隔日接获回电,每吨为二十八银元。

  而大连的高粱,每吨已跌至85角,倘若加上分装用的全新麻袋成本(每个5角,一吨分装十包,换算麻袋钱每吨五元),每吨还不到14银元,低于日照高粱市价之半。而去年丰收加上前年之存粮,价格还可能更低。

  此时,商业眼光独到的父亲,见到两地高粱价差居然如此悬殊,立发现商机之所在。

  父亲思索,若将带来的三千银钞,购买一百八十吨的高粱,再包租一艘小船运回日照,按市价出售,每月两趟,这样一个月可立赚三千银元,利润已是相当诱人。但若是租一艘大船,一趟载个几百吨高粱,以大连的高粱成本价加上船租费用,在日照平价出售,而回程则可载运闯关东的旅客。大船一趟估计可以载运几百名旅客,

  当时日照到青岛的船票是一元二角,青岛至大连则是四元八角,一个闯关东旅客的船资就是6元,利润肯定超过三千多元。

  接着父亲随即到大连港边物色到了一艘八百吨的客货轮永昌轮(坊间有人指称这艘轮船是日本船,事实上并不是,依照1900年颁布的的日本船舶法处理程序条例规定,船家在命名时得在船名末加上字。因此日本的商、渔船都是OO),正泊在大连港内的浮筒边(若干漂浮在海面上的密闭金属筒以铁锚固定用来系船,若船未载货时通常泊于此种浮筒,以节省泊船费用),并找到该船代理行,洽询租船事宜,经代理行询问后,上海船东愿依当时租船行情价租给父亲,但一次得租半年,租金可按月支付。

  当时的运费,由大连运粮至石臼所,每吨运费是3元,这是单次载运的价格,若是数量多、次数又多时还可议价。倘若包租一艘船,租金是船价的十分之一,视船龄也可再议价。煤、水、薪资等则由承租者负担。

  而当时二手轮船价格,八百吨的永昌轮船价是十六万银元(每吨二百银元),因此每年租金是一万六千元,折算每月租金为一千三百三十三元。初估每个月至少可以往返三个航次,每个航次租金约为四百四十四元,换算每吨高粱运费不到一元。

  随后,父亲又与几位粮商协谈,表示自己不讨价还价,愿意以每吨十三元五角的价格购买高粱五百吨。但是有两个条件:由于父亲身上只有三千银元现钞,还得先付租船和上煤、上水的费用,因此希望粮商能以延期十五天的银票做为担保。另一个条件是,必需以全新麻袋重新包装高粱,每个麻袋装一百公斤,只能有百分之一的误差,以便运回日照时不须过磅即可迅速销货,这样才有可能在四、五个月内销完所有存粮。

  各粮商讨论之后,都认为这个计划可行,贺仁菴和他们是有着十余年交易往来的老主顾了,又是一家殷实商号的少东,是可以信赖的,而这也是可将存粮立即出脱的唯一办法,于是大家都愿意配合。

  货源、船运安排妥当后,父亲又打了一通电报回石臼所,让戴献堂和费益堂持电报至日照县府呈报:长记行愿意拿在大连购入之高粱用全新麻袋包装,以每吨十四元五角在日照做平粜粮食出售(包括大连运至石臼所,每吨一元的运费),只做批发,不零售。

  至于麻袋钱,则是因为在日照,通常购粮者本来就必须自备麻袋装粮,现在麻袋转由长记提供,所以长记出售高粱的价格十分合理。


  由于粮价仅为日照市价之半,县府为了促成这件事,立即张贴了公告:长记行愿以每吨十四元五角做平粜高粱。这个公告,在当时立刻成了日照县城轰动一时的新闻。

  这个字,现在很多人都不认得了,因为几乎已经没人使用了,这个字念是农业社会时代出售米麦粮食的习惯用字,这个字的一半是米和出,望文生义和粮食脱不了干系比方说:我今天去赶集,粜了二百斤小麦,通常不会说我卖了若干小麦。和这个字相反的是(音:迪),是购买粮食的意思,这两个字都仅限于用在买卖粮食上,如果你说:我今天粜了五十斤白菜,籴了五斤猪肉回来,那就闹笑话了!

  所谓平粜是指在甲地购入的粮食,运到乙地时,仍以甲地之价格仅加上运费出售,不另加利润。一般只有在荒年时由官府或富商巨贾出面承办,做为救济性的措施,因为无利可图,所以极少有人愿意办理。

  而父亲当时只是个小商人,手中并没有大笔巨款,但是有累积了十余年的营商信用及广阔的人脉和独到的眼光,这才是经商最大的本钱。

  经商当然得有营利,通常在甲地以一元成本购得的货物,运到乙地加上运费至少得售二元以上。以每吨十三元五角购入的高粱,如果运到日照,将价格订在二十四或二十五元一吨,已算是倾销,应该很快可以售完,但恐怕无法造成轰动。既然运粮的目的旨在能够使用无须自己负担运费的船,来载运不断涌入关东的人潮,那不如放手不在粮价上赚钱,还能做公益回馈乡亲。

  父亲在签约租船后的当晚,立即打电报回长记,约略估算了轮船抵达石臼所的

  时间,请戴献堂和费益堂他们,尽速准备十二艘以上的驳船和二十余名苦力,以备卸货所需。另外,也紧急扩充人手,父亲要戴献堂邀请王子良、王宴初、贺茂林、裴静安、贺子章等五位友人加入长记,他们原来都是在石臼所其他商号担任大掌柜或二掌柜的,做事能干又勤快,贺子章虽不识字,但向来以好口才着称,他原来是在石臼所西门一带专门帮客栈拉客人,顺便帮船行揽货,所以委由他全权在客栈招揽欲搭船往大连的旅客。

  接下来,还得尽速准备三种船票:

  一、石臼所至青岛;

  二、青岛至大连;

  三、石臼所至大连。

  因为从石臼所到大连的船,必须得在青岛上水、上煤,同时也在这里上、下客。

  由于当时石臼所并无印刷厂,变通的办法是刻了三个上面注有长记行但抵达不同港口的大印章,盖在如纸钞般大小的毛头纸上,由戴献堂、费益堂、贺椿林等人一起协助,以朱红色的印泥先盖了总数约八百张的船票,交给戴献堂收在银柜里。

  各种确认事项耽搁了些时间,到了当天下午二时才开始上儎粮包。五百吨的高粱上儎约需五个小时,然后再上煤、加水又耗去两小时,此时已是当晚九时了。由大连至石臼所的航程大约需要二十八小时,为了配合在清晨时分抵达石臼所,所以次日凌晨三时才开船启航。

  第三天清晨,父亲随永昌轮抵达石臼所,看到岸上像是赶集似的挤满了人潮和独轮车,人声鼎沸。海面上还泊着好几艘三桅风船和十几艘的一丈八小船,心中顿时放心不少。这一路上,他一直顾虑着这五百吨的货不知多久才能卖完,从未想到还有开着小沙船直接来买粮的人,甚至为了抢购粮包而起争执。

  船是租来的,能省下一日的时间,就省下一天的租船成本。不在粮价上赚钱,只要能造成销售热潮,让粮包运至石臼所时以船边交货的方式,迅速腾空船舱,就能马上载客。

  ﹁船边交货﹂是当时轮船行最常用的方式,货船将货卸在码头上,由买主前来买货,并自行负担从码头至目的地的费用,如果当地没有码头,则由买主自雇驳船或由船行代雇,转运至岸边,再由苦力扛上岸。每艘驳船一次可载二吨,包括苦力的费用在内,每吨二元,由买主负担。

  当时的石臼所、涛雒等地都没有码头,轮船抵达后,锚得泊在距离岸边七、八百公尺之处,再以驳船转运上岸。倘若买主未能如期提货,则会先将粮包卸至临时场所,再加收因未能立即提货所衍生的费用,之后粮包若有受潮、失窃等事情发生,船主一概不负任何责任。此条款在买主的提货单上已清楚注明。

  而当时的行规是轮船抵达时间,除非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否则不得超过预定时

  间四小时以上。

  但这批货如果当日未售完,则需暂存岸边之临时场所,若因此失窃或受潮等损失,得由长记自行负责,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场所存放。1919年,父亲帮祖父做了一场成功收购劈猪的生意,在石臼所海崖头边的土地上筑了三间棚屋。此时这些棚屋全都空着,腌猪池的木板也都已经盖上,正好可以用来做为长记临时堆放粮包的场所,除了直接以小船前来购粮的,其他粮包一律运到此处集中。

  两位掌柜站在粮包边上,一人收款记账,另一人点交粮包,购到粮包者可以先堆置在此,再装上独轮车自己看管,不会和别人的混在一起。大门外还有一位监看者,随时注意场内售货的情况,并指示苦力将粮包放置在何处。这个场地还算大,除了堆置粮包外,同时可以停放五十辆独轮车,一台独轮车一次可以载两个各一百公斤的粮包。

  此时永昌轮上也有两位掌柜,也是一人收款记账,另一人点交粮包,由船的左舷将粮包直接吊到船边买主的小船上。船的右舷为驳船,另外将一部分粮包卸下送到海崖头的棚屋,船的两边四个吊杆同时卸,自清晨八时开始至下午四时,已卸四百吨左右的粮包,岸上和海崖头的临时栈房也差不多将这粮包售完了。

  第四日的上午,五百吨的高粱已全部售罄,并已清空船舱,四百位预搭船往青

  岛、大连的旅客,全都登上了船。父亲由费益堂陪同,将粮款、船票全带上船出发,先到青岛上水、上煤。待到第五天上午,又有约二百名旅客上船,他们多半是搭乘胶济铁路的火车到青岛要去闯关东的。船于当日上午九时自青岛起程,第二天上午十时抵达大连,算算时间费了六日半,不到七日。如此算来,一个月往返四个航次应该没有问题。

  父亲将带来的船票收入全给了粮商,不敷之数仍然欠着,前面作为担保的银票则是拿回来了,此时已经不用再开银票保证了。照这样看来,不出一个月,自备的款项已经足以支付一船六百吨高粱的货款了。八百吨的「永昌轮」其实载货量最多只能上儎六百吨,因为还得腾出二百吨的空间,做为上煤、水的重量。

  一开始跑的两趟,由于作业流程不够熟悉,多费了些时间,自第三个航次后,出售粮包和船票都已上轨了。所以从大连运粮至石臼所卸货后随即上客开船,再开至青岛上、下客及上煤、上水后直航大连。此时也无需等待售粮货款全部收齐才上客开船,节省了很多时间,一个月往返四个航次还用不完。

  而前来抢购便宜高粱的买家,甚至往南延伸到了苏北的燕尾港、射阳、阜宁一带。原本江苏一带的酿酒业者都得等货船从大连载回高粱,现在许多买主索性直接派风船等在石臼所,粮价和在大连购粮的价格也相仿。

  消息很快传了开来,不仅山东一带欲闯关东的旅客将石臼所做为启程口岸,来自莒县、沂水、蒙阴、苏北等地要闯关东的人,也都到石臼所乘船,每日旅客少则三、四百人,多则五、六百人。

  父亲原本估计这个生意能做上三、四个月,现在做了五个多月还欲罢不能。大连粮商也松了一口气,因为长记大量购买高粱,将他们的存粮差不多都出清了,粮价也开始回升。而日照地区则因开春以来雨水调和,估计秋收后不会缺粮,顺利的度过了这段粮荒期。

  父亲也因此为自己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十万大洋。接着又买下了南门里路东的院落,扩充门面及经营规模,并将长记行改名为长记轮船行,开始正式经营海上客、货运输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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