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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种子官司:三原告向北京最高检察院的抗诉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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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9-11-9 17:1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赵世平,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芦东彪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丁锋如
    委托代理人:武合讲,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晓东,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刘振东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农业局
    法定代表人:许明德,该局局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种子管理站
    负责人:张士勇,该站站长。

    抗诉事由:

   申诉人赵世平(以下简称赵世平)、申诉人芦东彪(以下简称芦东彪)、申诉人丁锋如(以下简称丁锋如)因与被申诉人刘振东(以下简称刘振东)、被申诉人东营市东营区种子站(以下简称种子站)、被申诉人东营市东营区农业局(以下简称农业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905号民事裁定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民一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东民四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六)项和第二款之规定,申请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提出抗诉。

    抗诉请求:

    一、通过提出抗诉,再审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905号民事裁定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民一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东民四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裁判)。   
    二、通过提出抗诉,再审改判支持申诉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即要求被申诉人赔偿申诉人损失1064852.80元;或者发回重审。
    三、通过提出抗诉,再审改判诉讼费用由被申诉人负担。

     事实和理由:

    本案的主要事实:这是一起典型的坑农害农事件和错误裁判案件。

    2002年4月30日,刘振东将经营的标注生产商为种子站、品种名称为S6145(鲁棉研16)的棉花种子送到申诉人处。当年5月8日,申诉人将购买的上述种子分别种植于各自承包的农田内。因发生棉铃虫害,导致棉花成熟晚,造成棉田几乎绝产:其中,赵世平亩产籽棉17.18公斤;芦东彪亩产籽棉38.24公斤;丁锋如亩产籽棉16.12公斤;经鉴定,合计可得利益损失968048.02元。当年9月9日,申诉人诉至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刘振东赔偿损失。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东民四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判决刘振东承担80%的责任、

    刘振东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鲁民一终字第277号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

    重审期间,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结论为涉案棉种质量符合国家种用标准,但与标签标注指标相差1.4%;卡那霉素涂抹变色率为0,棉种型号为鲁棉研17号;查明2001年3月5日农业局向以刘振东为负责人的农场管理局核发了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2001年10月28日种子站收取刘振东棉种管理费5000元。2009年4月21日,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棉种本身不存在质量问题且与棉花大幅度减产之间无因果关系、农业局和种子站无过错为由,作出(2004)东民四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决申诉人负担损失和诉讼费用的90%、刘振东负担损失和诉讼费用的10%。申诉人和刘振东都不服,提起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2日作出(2009)鲁民一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申诉人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民一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不服,于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以鉴定机构合法、棉花品种鲁棉研17号已经选育成功并参加区域试验、以鲁棉研16号的种子包装袋包装鲁棉研17号的种子不属于“品种与标签标注内容不符的”假种子、无证据证明刘振东存在送货迟延和适当晚播的服务错误、种子标签上标注生产商为种子站并不能证明损失与种子站有关、鲁棉研17号的品种权人与本案无关为由,裁定驳回申诉人的再审申请。

    申诉理由:

    申诉人认为:原裁判适用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错误、适用农业技术推广制度错误、适用种子标签真实制度错误、适用种子质量真实制度错误、适用种子经营者对品种说明和咨询服务质量负责制度错误、适用种子广告内容法定制度错误、适用种子质量检验制度错误、适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制度错误、适用农作物种子生产和经营许可制度错误、适用育种者权益保护制度错误;原裁判违反法定程序。具体理由如下:

    一、农业部公告第928号证明鲁棉研17号不适宜在东营市种植和不得在东营市经营、推广。原裁判混淆“育成品种”、“试验品种”和“审定品种”的概念,以鲁棉研17号已经选育成功并参加区域试验为由驳回申诉人的请求,适用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错误。

    为确保经营、推广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农业安全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具有先进性及适用性,《种子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种子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得经营、推广未经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农业部依据《种子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授权制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品种试验包括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对于完成品种试验的品种,提交品种审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初审;初审通过的品种,由专业委员会提交主任委员会审核,审核同意的,通过审定;审定通过的品种,由品种审定委员会编号、颁发证书,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法律设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任何单位或个人包括各级法院都必遵守。

    棉花是《种子法》第七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主要农作物。鲁棉研17号属于棉花的一个品种。鲁棉研17号无论是否已经选育成功并参加区域试验,只要未经审定通过并由国家或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公告,任何单位或个人经营、推广其种子,都违反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

    农业部2007年11月14日发布的第928号公告,证明鲁棉研17号适宜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西南部等黄河流域棉区春套种植,不适宜在属于山东北部的东营市推广种植。《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用的函》第十二条指出,《种子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未经国家级审定通过,也未经省级审定通过;二是在审定公告的适宜生态区域外推广的。被申诉人在2002年推广既未经国家级审定通过也未经省级审定通过的鲁棉研17号,显然违反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即使是在第928号公告后,在审定公告的适宜生态区域外的属于山东北部的东营地区推广鲁棉研17号,也违反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

    原裁判混淆了“育成品种”、“试验品种”和“审定品种”的概念。即使原裁判认定的“鲁棉研17号已经选育成功”符合事实,也仅能证明该品种是具备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申请审定条件的“育成品种”;即使原裁判认定的该品种已经“参加区域试验”符合事实,也只能证明该品种是进入品种试验第一阶段即区域试验的“参试品种”,并不能证明该品种一定能够通过区域试验进入品种试验的第二阶段即生产试验;更不能证明该品种是完成了品种试验的全部程序且经审定通过的“审定品种”。被申诉人经营、推广已经选育成功并参加区域试验的“育成品种”和“试验品种”鲁棉研17号,显然违反了《种子法》第十七条的禁止性规定。

    原裁判以鲁棉研17号已经选育成功并参加区域试验,认定被申诉人推广经营鲁棉研17号种子的行为合法为由,驳回申诉人要求被申诉人承担推广未经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给申诉人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的请求,适用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错误。

    二、农业部公告第928号证明被申诉人推广的主要栽培技术不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原裁判以被申诉人推广的播种季节和栽培措施没有错误为由驳回申诉人的请求,适用农业技术推广制度错误。

    优良品种与先进的栽培技术、适用的使用条件相配套即良种良法相配套才能获得丰产,既是农业常识,也是《种子法》第三十二条和《农业技术推广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种子经营者的义务。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特征特性和栽培技术、使用条件的试验,应当遵守品种审定制度。《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品种试验包括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区域试验应当对品种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和品质等农艺性状进行鉴定”;“ 生产试验是在接近大田生产的条件下,对品种的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等进一步验证,同时总结配套栽培技术”;“ 抗逆性鉴定、品质检测结果以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的测试机构的结果为准”。就本案而言,鲁棉研17号在东营市的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和品质等农艺性状必须经过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才能确定,配套栽培技术必须经过生产试验才能确定,抗虫性等抗逆性必须以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的测试机构的结果为准。农业部第928号公告公告了经国家组织品种试验确定的鲁棉研17号的农艺性状即特征特性、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和包括抗虫性在内的抗逆性。第928号审定公告与种子标签标注内容比较,充分证明被申诉人向申诉人推广的农业技术不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例如:审定公告的品种试验结论是鲁棉研17号适宜推广种植区域不包括属于鲁北的东营市,对东营市的使用条件不具有适用性;属于主要栽培措施的播种时间,种子标签标注的“4月20-25日和可以适当晚播”,较审定公告的“4月中旬播种”相差15天以上;被申诉人在4月30日将种子送到申诉人处的服务行为和在超过播种季节“4月中旬”后的夏季5月5日销售春播种子给申诉人的销售行为推广的农业技术,致使申诉人不得不将地膜覆盖的春播品种在夏季“直播”。错误的播种季节和错误的栽培措施,导致播种的棉花出苗晚、发育晚、发育慢,当棉铃虫发生季节到来时,因棉花植株小棉铃小分泌的杀虫毒蛋白少不能杀死入侵的棉铃虫,造成虫害大发生和至冬季的11月17日尚有是已摘铃1228个近10倍的“无效铃11531个”和减产90%的严重后果 。如果不是播种季节错误和栽培措施错误,如果占总铃数90%的无效铃有足够的时间都发育成为有效铃,该棉田就不一定减产。这是农业生产常识。从常识上看,原裁判驳回申诉人要求被申诉人赔偿技术推广错误造成损失的请求,就是错误的。

    《农业技术推广法》第十九条规定,“向农业劳动者推广未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的农业技术,给农业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申诉人利用种子标签标注和送种子服务上门等方式推广未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的“4月20-25日和可以适当晚播”农业技术,给申诉人造成了损失,被申诉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裁判驳回申诉人要求被申诉人赔偿推广未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的农业技术造成损失的请求,适用农业技术推广制度错误。

    三、原裁判以被申诉人没有指示缺陷和服务缺陷为由驳回申诉人的请求,适用种子经营者对品种说明和咨询服务质量负责制度以及种子广告内容法定制度错误。

    《种子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种子经营者对品种说明和咨询服务质量负责制 。第三十七条规定了种子广告内容法定制。
农业部公告第928号证明,鲁棉研17号于2007年11月14日才经国家审定通过。审定公告与被申诉人以种子标签提供的品种说明相比较,充分证明被申诉人提供的品种说明与审定公告不一致。例如:○1属于种子真实性的品种名称:审定公告是鲁棉研17号,品种说明是鲁棉研16;○2属于主要性状的生育期:审定公告是124天,品种说明是128天;○3属于主要性状的霜前花率:审定公告是92.3%,品种说明是95.6%;○4属于主要栽培措施的播种时间:审定公告是4月中旬播种,品种说明是4月20-25日和可以适当晚播;○5属于主要栽培措施的播种方法:审定公告是地膜覆盖栽培,标签未提供说明;○6属于使用条件的适宜种植地域:审定公告是在山东西北部和西南部(不包括山东北部的东营市)的黄河流域棉区春套种植,标签没提供说明。被申诉人不顾已经国家品种审定试验证明的鲁棉研17号的使用条件,超过审定公告的适宜生态区(即山东西北部和西南部)在山东北部的东营市推广经营鲁棉研17号的种子;○7利用种子标签将审定公告公告的播种时间4月中旬改为4月20-25日和可以适当晚播,未提供地膜覆盖主要栽培措施的说明。被申诉人存在明显的指示缺陷。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东民四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02年4月30日被告刘振东把棉种送到赵世平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民一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赵世平分别于2002年4月30日、2002年5月5日购买被告刘振东鲁棉研17号棉种8300斤”。被申诉人在超过审定公告确定的播种季节4月中旬以后的4月底送货上门和夏季的5月份销售春播品种种子的行为,导致本应春季地膜覆盖播种的春播棉花品种改为夏直播,被申诉人存在明显的服务缺陷。

    依据《种子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规定,被申诉人应对提供种子说明与销售的种子不相符、品种说明与审定公告不一致、主要性状描述与审定公告不一致的指示缺陷和超过播种季节销售、送货的服务缺陷的质量负责,承担鲁棉研17号在不适宜的生态区种植、不适宜的播期播种、不适宜的栽培措施管理等给申诉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四、原裁判以申诉人明知刘振东用鲁棉研16号的包装袋包装鲁棉研16号种子为由,驳回申诉人要求被申诉人承担销售“品种与标签标注内容不符的”假种子和“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劣种子的种子质量责任的主张,适用种子标签真实制度和种子质量真实制度错误。

    《种子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标签应当标注品种名称等事项,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和“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劣种子。刘振东经营的用鲁棉研16号的包装袋包装鲁棉研17号的种子,属于“标签标注的内容与销售的种子不相符的”“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经鉴定涉案棉种的纯度与标签标注指标相差1.4%,属于“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劣种子。涉案棉种属于假种子和劣种子,是立法性事实。原裁判认定涉案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适用种子标签真实制度和种子质量真实制度错误。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诉人明知刘振东用鲁棉研16号的包装袋包装的是鲁棉研17号的种子。即使申诉人明知刘振东用鲁棉研16号的包装袋包装鲁棉研17号的种子,也不等于被申诉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可以不承担责任。申诉人要求被申诉人承担销售“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和“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劣种子的法律责任,有《种子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九条为依据,原裁判以依据不足为由驳回申诉人的请求,适用种子标签真实制度和种子质量真实制度错误。

    五、原裁判以种子检验机构合法为由驳回申诉人的请求,适用种子质量检验制度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制度错误。

    棉花品种的抗虫性,属于抗逆性范畴。《种子法》第十五条规定,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审定办法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农业部制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抗逆性鉴定以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的测试机构的结果为准。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工作的需要委托具备检测条件和能力的技术检测机构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检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标准和技术规范,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农业部公告了转基因抗虫棉技术检测机构名单,制定了《GB/T22101.1-2008棉花抗虫性技术评价技术规范第1部分:棉铃虫》。

    山东中棉棉业有限公司既不是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的具备检测条件和能力的技术检测机构,也未执行棉花抗虫性技术评价技术规范GB/T22101.1-2008,原裁判以中棉棉业有限公司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检测的测试结果为准驳回申诉人的请求,适用种子检验机构合法制度错误。

    2004年12月25日鲁棉研17号才获得《农基安证字(2004)第059号单价抗虫棉GK31在山东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鲁棉研17号于2002年不属于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2002年经营、推广的棉研17号,必须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原裁判以转基因抗虫棉进行检测不适用本案为由驳回申诉人的请求,适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制度错误。

    六、原裁判以种子标签上标注生产商为种子站,但不能证明系种子站授权和农业局、种子站、山东棉花研究中心与申诉人的减产损失有关为由,驳回申诉人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违反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

    山东棉花研究中心经营、推广未经审定通过棉研17号的种子,违反了《种子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通过的不得经营、推广的禁止性制度。农业局、种子站核发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许可生产、经营未经审定通过棉研17号的种子,违反了《种子法》第二十条规定的主要农作物的商品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上述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推广、许可行为,既是导致棉研17号的种子在东营市生产和经营的前提条件,也是造成棉花减产的必要条件,与申诉人遭受的减产损失具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依据《农业技术推广法》第十九条和法释[2002]22号之规定,经营、推广未经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及未经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的栽培技术给农业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裁判驳回申诉人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适用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错误。

    七、原裁判适用育种者权益保护制度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

    《种子法》第十二条规定了育种者权益保护制度。鲁棉研17号于2005年12月9日申请品种权保护,申请号20050776.1,申请书承诺本“申请品种”于2003年3月在山东省开始销售;2010年1月1日授予品种权成为“授权品种”,授权号CNA20050776.1。如果涉案品种是鲁棉研17号,则证明申请品种因销售日早于2003年3月导致不符合《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的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在申请日前该品种繁殖材料未被销售的新颖性条件,将被宣告品种权无效。山东棉花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是鲁棉研17号的育种者和品种权人。该两单位是涉案棉种的推广者的始作俑者,该案的裁判结果涉及其应否承担违法推广品种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及其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和科研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即使该两单位未参加诉讼,人民法院也应通知其参加诉讼;原审法院许可已参加诉讼的山东棉花研究中心又退出诉讼,既违反法定程序,又违反育种者权益保护制度。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法律的正确实施,特提出申诉,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如申诉所求。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附:本申诉书副本七份,证据材料一套。
    申诉人: 赵世平  卢东彪  丁峰儒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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