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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躁动篇·回家过年(长篇小说《山东汉子》终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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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5 09: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四部:躁动篇·回家过年(长篇小说《山东汉子》终结篇)

潘永修

(接上文)
今年的春节,我破例回到碱场洼老家去过。
二十年没在家里过年了,这一次,做为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老家过年的风俗虽然大都是我少年时期多次经验过的,但我总觉得这一次使我对很多事情有了新的诠释和理解。大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生活的感悟吧!


在我们那一带里,每到年三十那天,各家族里的男爷们(包括小孩子)都要集合起来,由族长(辈分高又德高望重的人)带领着上一次林,顺序是先到祖林上,然后按照最近便的路线依次到各个分支的林上走一遭。
按规定,各家的家长都要把预先迭好的纸封(元宝)用篮子或包袱带着,一般是在祖林和自家分支的林上燃化,个别关系要好的分支也可以表示意思意思,多少不拘,大小不限。并且每到一个坟头前,只要辈分该得着,无论如何是都要磕头的。人死了跟活着时一个样,辈分不能乱。晚辈给长辈磕头,这是天经地义。磕头的时候,口里还得称呼对方的称谓,念叨着“某某某,年到了,该回家过年去了”。有的还在自家林上燃放鞭炮,以示喜庆。
每年的这个时候,那些族长和年岁大的人便指着一个又一个坟头,说这个是谁,那个是谁,如果这个人生前有点故事,也在这时候一一讲给年轻人听。


年轻人这时候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而那些年长的人也便在絮絮叨叨中满足了自尊心。
于是那些久远的故事一边随着人们的意愿不断嬗变不断完善,一边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这便是与族谱同时并存的口头史志了。
上林完了之后,就该回家去祭主了。这里的“主”就是挂在族长家里的一张用布制作的族谱。也有的不叫主,叫“家堂”。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家堂,在我们那一带虽不能说各村上的姓姓都有,但我敢说,只要是村上的大姓、主姓,就不会没有家堂。各村各姓的家堂制作手艺有优劣,但形式是基本相同的:上有松柏云鹤,下有石狮把门的门庭,当中是斗拱飞檐的殿堂,殿堂里画满了大大小小的牌位。最上面的是世祖,下边是分支再分支再再分支以次类推。每个牌位上都写着“几世孙某某配某氏之神位”。此人上面承继于何人及下面所属子嗣都有墨线连着,看上去有条不紊、一目了然。


所谓祭主就是各家各户端一碗供品(丸子鸡鱼肉都可),摆在桌上,然后磕头作揖,如此而已。但有一道手续是每年都有的,就是把这一年间死去的人用毛笔正楷字写在上面,这叫“续位”。
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不少家堂被视作“四旧”扯下来付之一炬了。但“文革”还没结束,新的家堂又制作出来,逢年过节照样是摆上供品,一族老小顶礼膜拜。
值得一提的是,小时候跟随大人们上林、敬主,那时只是在极其庄重的氛围里,老的小的一齐作揖下跪,如逢场作戏一般,那时的心情只是觉得好玩。而届入中年之后,无论是上林还是敬主的时候,就觉着面对着的并不全是与自己漠不相关的人了。其中就有养育自己的爷爷奶奶和生身爹娘,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一种虔诚的敬意便在心底油然升起。


如果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那阴宅上空余的穴道、那留白的方块牌位,明明就有为你预备的。进而,你还会想到你作古以后,人们会怎么谈论你的生平和轶事。这时候,你心中难道还会像儿时那样只觉得逢场作戏好玩吗?
由上林和敬主,我忽然想到了植物的根。根有主根、侧根,也有直根和须根,根根相连。这和一代一代的人是一样,代代相连,生生不息。
你可以把一个家族的林地想象作一个根系,也可以把一个家族的家堂比作一个根系,都是再恰当不过的。
哦,我忽然明白了,山东人为什么眷恋故土,不管是仗剑远游,他乡行商,还是负笈求学,异地为官,甚或是浮槎渡海,羁旅为客,他们终不会忘记故土,九九归一,早早晚晚还是回到这片土地上来的,他们不都是为了依附这么一个“根”吗?
大概,这就是山东人的凝聚力吧!


古书上记载:山东人的特点是“器小,易盈”。对于这一点,最初我不能理解。后来。通过考察我们家族里每个成员的历史,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的回归除了对于“根”的向往之外,往往还带有各自的附加因素。有的在外面发了财,想来炫耀;有在外面受了挫折打击,想来寻求安慰;有的看着家乡人单纯质朴,想来挣他们大钱;也有的是在纷纭繁复的竞争中失利,回家来只是退避;还有的则仅是为寻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很少有人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只有像木头哥和那些没有本事、甘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们,才肯默默无闻地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耕耘。
这次回家过年,我就住在木头哥家里(我母亲已于几年前去世,以后每次回家,我都是在大哥家里栖身)。大哥还是一心扑在碱场洼里,据说,如今他已不是单枪匹马地干了,而是拥有一个包括乡农技站在内的治碱改土小分队。小分队一共有十八九个汉子,其中有他两个高考落第的孩子,有我大河哥的小祥,还有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个患大肚子痞症死去的驴大爷爷的遗孤黑孩子。他们治碱的方法也由过去的单打一改为肥、水、草综合治理,采取蚂蚁啃骨头的方式,治理一点是一点。当然,进展很是缓慢。

(王福增先生作品)

木头哥今年该是五十二岁了,顶都斑了,脾气还是相当执拗,平时闷咕腾的像个没把子葫芦,早晚开一句玩笑,那肯定是绝对幽默的典范。
木头哥在生活上很不讲究,每两三个月埋一次发,从来不刮胡子,实在太长了,就用剪子铰一铰。
他院子里摆满了盆盆罐罐,盛着各种各样的土肥标本,没事了就蹲在那里摆弄。只有晚上睡着了鼾声如雷,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
从初一到十五这段时间是最清闲的日子,姑娘们用彩纸扎七姐八妹,以预测各自命运的好坏;老年人玩纸牌,有钱的打麻将、推牌九,有文化的下象棋,最无聊的小学生打扑克。


全村上只有立冬哥的烟花厂还在忙活,因为他要在元宵节以前把已签订合同的烟花做完。
据说今年的烟花供不应求,立冬哥要赚一笔大钱了。
春节那天,我去给伯父拜年,见他独自一人缩在墙旮旯里,身边放着把镢头,两手尽是泥土。
他脸色铁青,胡须上粘着清鼻涕,一双狐疑的目光盯着我。
我知道,他还是为银元的事在挖掘。
伯父一辈子为金钱所累,年轻时曾是那么精明,到老来却活得如此窝囊,真令人无法理解。
正月初六,我在街上散步的时候,遇见了我的秀冬哥。
他气色很好,仍然是意气风发的样子。


我问他对他的婚姻状况有何打算,他笑了笑,说:什么打算也没有。跟原来的妻子从感情上来说早已离婚了。不过,从道义上讲,他愿意继续供给她生活,直到永远。
当说到朵朵的时候,他的脸色骤然激动起来,他说:“二弟,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她。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她,我宁愿立刻就去死!”
是的,这话我相信。自打那天我见过朵朵一面之后,就知道秀冬哥爱她决没有半点矫情。
我问他:“还贩鱼卖吗?”
他惊讶地说:“不啦,摩托都卖啦,你还不知道?”
我说:“为什么把摩托卖了?”
他说:“我想去广州深圳,到大地方闯荡闯荡,咱这地方不行,不养人!”
这回该轮到我吃惊了。


我说:“秀冬哥,你能行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眉毛一挑,神采飞扬地说:“怕什么!没事儿,你三哥思想解放,正适合那里气候!”
果真是那样吗?
我认为他太冒险了,我真替他担忧。
可秀冬哥的神情是那么坚定,那么自信。
在我独自往回走的时候,小瓜哥电器修理部的大音箱里正播放台湾歌星赵传的歌曲:
我要站起来走出去,
走向我的新生活。
我要站起来走出去,
走向我的新生活。
……
尽管这高亢激越的歌声与这陈旧古老的乡村显得极不相衬,但它却使我浮想连翩。
对于秀冬哥的决心出走,从理智上来说,我是赞成的。我们不应该老是固守在碱场洼里,世界也有我们的份儿,我们应该走出去,走向时代,走向未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我们家族里,除小七兄弟之外,秀冬哥便是第一个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去的人,我又暗暗地佩服他了。


正月十五晚上,立冬哥的烟花厂为全村人义务燃放烟火。
就在那天晚上我见到了小菊。


已有十几年不见了,灯光下,她依然显得很年轻,笑起来还是笑得很甜。但我们之间似乎已经没有多少话要说。所以,很快也就分开了。
正月十六,是各种生意买卖人开业上市的日子。
天一明,就听到噼噼叭叭的鞭炮声。
这一天,我也结束了我的探家假期,要回城了。
临行前,我又看望了我那不知是一百单几岁的奶奶,并一再嘱咐五叔家的人把奶奶看护好,不要让她再爬到大街上拾麦穗儿。
当我骑车路过碱场洼的时候,我看见木头哥的小分队正在向碱场洼深处走去。
今年开春早,所以他们也行动得早。
我远远地望着他们那坚定沉着的步伐,那影影绰绰的背影,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成就的。


也许,再过若干年之后,当我再一次来到碱场洼的时候,这里的盐碱地被根治了。到那时,再也看不到这白花花的碱土,到处都是绿色的田园,到处是金色的麦浪,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再没有大肚子痞症,年轻的姑娘再也不必因黑牙根子而羞臊,自然,也更不会因黄水、战乱和饥馑而离乡背井逃荒要饭,人们尽可以安居乐业、兴建家园。不过,到那时候,人们还能不能记得前几代人受过的苦难和木头哥他们的业绩呢?
这,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了。
(全书完)

《山东汉子》后记

大凡孩提髫龄,没有一个不爱听故事的。
当那些鬼呵怪呵的因千篇雷同而使你慢慢生厌的时候,转而去听那些须发斑白的老人讲述他们各自的经历,往往更具有吸引力。
有时是在繁星璀璨的夏夜,偃卧于清爽的打麦场上,有时是在冰封雪飘的隆冬,聚拢于暖烘烘的牲口棚里,讲述者捏着长长的烟袋杆儿,有滋有味地叭着、唠着,于是,那云苫雾罩的陈年轶事便随了那萦回缭绕的烟雾,益发地飘飘渺渺、令人悠然神往了。
而今,岁月沧桑,光阴荏苒,三十余年过去,那些说故事的长辈们,有的早已作古,有的亦垂暮年.可他们讲述的故事,依然滞留在我的脑际,每当忆起,便使我激动不已。
对于前辈人的拼搏和抗争,我认为仅仅在口头上流传远远不够,我何不将其笔录下来,昭之于世,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方人的生存艰难和奋斗不息的精神呢!
一旦摸起笔来,便一发而不可收。
那一幕幕的人生画卷好比滔滔奔腾的江河,汹涌澎湃,宣泻而至,使我不能自已。
我只能挂一漏万地将大体梗概记述下来。有许多委婉曲折的情节,只恍恍惚惚存于脑际,而当真要捕捉它的时候,却又旋即离去。这时候,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想象力的匮乏和才气的疏陋。
我写得很仓促,从腊月初着笔到正月末梢收尾,前后不过两个月时间。当壬申年春节的鞭炮在黎明的曙光中爆响的时候,我的思绪还沉湎于“瓜菜代”的艰难岁月里。我尽量照实记述,保留生活的原生状态,而不事任何雕琢。我认为,任何精雕细刻对活生生的生活来说,都是不相宜的。


近年来文坛上似乎有一股风气,作家的笔触大多陶醉于知识阶层的象牙之塔,抑或浸淫于城市小市民的油盐酱醋之中,而较少有人关注广大农民的命运和疾苦。我的这部《山东汉子》就是有意对当前这种文学沙龙的反对。
至于书中山东汉子们的性格也正如每一区域的人的个性是多样的一样,我既不想着意铺写那些红脸汉子们侠肝义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一面,也不想回避他们狭隘、封闭、易盈、消极避世的一面。我只是依据“史”和“事”、比着葫芦画瓢似的记下这些野闻逸事,褒贬不拘,各随其意,读者自会明察。
我不想居高临下地挪榆地讥诮他们,而是平等、真诚地阐述他们的命运。
写小说不能靠卖弄,也不能耍花架子,那样骗不了几个人。
好的小说应是对人生的体验,是过来人对世事沧桑的回味和憬悟。要让人读过之后在掩卷沉思的时候,感到“里边确实有点儿真东西”。
若能如是,作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作 者
1993年11月12日于郓城文化馆修竹斋

(长篇小说《山东汉子》1993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责编:颜廷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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